四百年前，江苏常熟人毛晋开始按页以黄金作价收购宋版图书。家族祖辈留给他的千亩良田，后来变作了他书斋里的一页页故纸古卷，以及他自己整理刻印的各式书籍。他死后不到三百年，不用说宋版书更加的难求、几乎杳绝尘寰，即使是他当年校辑刻印的图书也已成为善本——他的书斋名号“汲古阁”成为金字招牌，“汲古阁”刻印的各类图书也成为当时代读书人的新贵。“汲古阁订”《六十种曲》就是这新贵中的一员，在20世纪上半叶已属凤毛麟角，难得一现。
“汲古阁订”《六十种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传奇总集，也是规模最大的戏曲总集。《六十种曲》编于明代崇祯年间，分6帙，在3年内陆续出齐。初印本没有总名称，而是在每帙第一种的扉页上题“绣刻演剧十本”，每一种又题“绣刻某某记定本”，所以也有人称这部书为《绣刻演剧十本》，或《绣刻演剧》。到清代康熙年间重印时，6套同时出齐，才有了《六十种曲》这一总标题式的书名称谓。书中收集《琵琶记》等传奇作品59种，杂剧《西厢记》1种，共60种。这套书之所以口碑甚佳，刊行后三百年间备受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收剧目基本体现了明代以来的戏曲传统与文化高度，成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明代戏曲总集。
明代戏曲创作异常繁盛，仅就传奇而言，有目可查者就多到九百五十种(此据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六十种曲》编者披沙拣金，兼顾种种因素，选辑其中最为流行的六十种成集，使读者叹为观止，宋元明三代剧作精华尽收眼底。从选收的剧目看，“荆、刘、拜、杀”和《琵琶记》是宋元南戏的传世名篇，对传奇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明人的作品则选收了戏曲巨匠汤显祖的全部作品，还有《浣纱记》、《绣襦记》、《鸣凤记》、《玉玦记》、《玉簪记》等，都堪称为明传奇中的精品；有的作品虽非上乘之作，但是各具特色，如《西楼记》、《义侠记》、《鸾鎞记》、《蕉帕记》、《锦笺记》等，严奉曲律，音韵协调；《玉镜记》、《狮吼记》、《东郭记》等，诙谐幽默，机趣横生。《六十种曲》所辑选剧目，大都是当时广泛传唱的场上之作，几乎每个剧都有精彩的折子成为昆曲的保留剧目，传演不衰。
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戏曲、醉心戏曲欣赏的国人，无论专家学者还是资深票友，都以案头橱中备一套《六十种曲》为荣为乐。但时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寻求完整的一套明代初刻初印《六十种曲》的难度，与当年毛晋按页以黄金作价搜求宋版书的难度相当，成了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奢侈与梦想。
曲学大师吴梅曾对之感慨说，六十种曲，以汲古初印者为佳，其后修板覆印往往上下叶倒误，几不可读矣。余藏本亦修板后印。当时吴氏“奢摩他室曲丛”藏书已颇具规模，其“百嘉室”也以拥有一百种明代嘉靖刊本的藏书规模而名扬海内；即便如此，吴氏对《六十种曲》原刊本也只得望书兴叹，也只是收藏了清康熙、道光年间的重刻重印本而已。他的弟子卢前对此也深有同感，也曾提到，少时治曲，求毛刻六十种，遍访诸坊肆不可踪迹。后于役蜀中移砚河南，合所购者始成完帙，而漫漶乖逆，不能卒读。本来藏书颇具规模，曾广搜明清各类曲学文献的卢氏辗转南京、四川、河南等地，多年之后所购齐的《六十种曲》也不过是重刻重印本，仍然是“不能卒读”的不佳版本。
《六十种曲》这种声名远播，却难得一窥全貌的情况，除了吴梅、卢前等曲学研究者的感同身受之外，也同样引起了包括郑振铎、叶恭绰、马隅卿、徐森玉等藏书家、学者、文化研究者在内的众多同道的广泛关注。他们共同探讨、发起、呼吁和直接参与了后来开明书店重新排印《六十种曲》的文化盛举。
1935年5月，开明书店编译所正式公布刊一则“排印六十种曲缘起”的告示。文中末段声称：我们为弥补这个缺憾起见，特地把六十种曲排印出来。我们并不用各种传奇的其他本子来校勘，要这样做，原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访求了许多部的六十种曲，拿来互相核对，把脱漏处补足，把错误处订正，遇到疑惑难决的时候，就通信请教藏有初印本的收藏家。除此以外，我们又加了一番断句的工夫。于是这部大汇刻换上了一副新装，以页数计，却比较木刻本少了一半；研究传奇的人就有了完善而且简便的本子。这只是微薄的劳力，但我们相信化去这一点劳力决不是无意义的。
可以看到，一部旨在复原“汲古阁订”《六十种曲》原貌，且方便研究者简便阅读的“新善本”，在开明书店的倾力打造、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全力支持下，行将诞生。事实上，这则公告就刊登于当年(1935)的《六十种曲样本》中，按照样本中的约定，当年八月、十月、十二月底，开明书店以每次各出两函每函十册，三次共印制六函六十册的规模将出齐全套《六十种曲》排印本。
这样一部当时拿金条银元也购置不齐的《六十种曲》，只需在开明书店的排印本中，就基本可以一窥全貌，一睹真容。当时全套的售价只需三十六元，而且如果持《六十种曲样本》进行预订的话，还可以拿到五折的折扣，只需区区十八元而已。按照总共六十册一套来计算，预订价格每本仅仅只需三毛钱。铅字排印的现代技术，出版机构的远见卓识，海内外的学术资源整合，最终促成了让研究者、票友、普通读者都能分享的文化大餐，“好看不贵”的现代精神把那些深锁高阁、沉埋灰烬中的珍本重现人间。
吴梅为此题写了《六十种曲》的总书名及每册戏曲名目，并为之题词盛赞。除了将他曾经的望书兴叹抒发一二之外，他特别提到：开明主人先得我心，精校印行，自是研讨南词者如入灵宝山，可遍读未见书矣。末了，他还特别以一支曲词表达了感怀。其弟子卢前也在题词中兴奋的透露，他参与书籍策划时的情形，他写道：既来海上，值丏尊、锡琛二兄，知开明有校印此书之议，因怂恿成之。他也以一支曲词表达了欣喜之情，并自豪的声称曾参与此书策划的经历是“亦它日艺林谈料也”。郑振铎的题词则更难掩激动喜悦之情，他盛赞此书为开明书店的“扛鼎之作”，并罗列了此书编辑操作环节上的精英谱，有“叶圣陶、胡墨林、王伯祥、徐调孚”等，对这些出版界同道同仁的鼎力合作致以由衷敬意；最后，他断言“今后元明戏曲史之研究者，当以此书为必备之籍”。
叶恭绰也欣然题词，曰“开明斯举有功于斯道，此书之印行，至深欣跃”。词学家夏敬观更在题词中提到“不特顾曲者所宜购备，其裨益文苑岂浅鲜哉？”龙沐勋也深表同感，题词曰“词山曲海大启宝藏，所以沾溉吾侪者，正日出而未有已也”。这些来自社会各界，或藏书家或曲学家，或词学家或出版家们的盛赞与感怀，在当年开明书店一册《六十种曲》的预约样本中一一呈现。这本薄薄的样本册子兼预订凭证，不但是一份出版史料的生动见证，更是一张中国百年古籍整理史的珍贵存照。
一部古籍的前世今生，在历史与文化的显微镜下，格外清晰的展现着国运兴衰与文化变迁。《六十种曲》这部三百年间从盛名远播到难得全貌的著名古籍，在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冲击中，本已趋于湮没。但清初的戏曲繁盛，又给这样的古籍以苟延残喘的历史机遇，重刻重印的水平虽然差讹很多，但毕竟也从客观上起到了部分保存与延续书籍内容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学者们重新关注戏曲艺术的文化标本意义，戏曲史、戏曲版本学及曲学本身的研究需求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就不难理解像开明书店这样的现代出版机构倾力重印《六十种曲》的文化诉求所在。在经历三百年各式各样的冲击与机遇之后，《六十种曲》就这样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破茧化蝶、重获新生。
事实上，也正是在当年重要参与者郑振铎等人的提议与推动之下，集合全国古籍收藏资源与古籍整理人才资源之合力，经过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1982年中华书局的再次修订重印，《六十种曲》早已走出高阁深橱，为广大戏曲研究者与爱好者所熟知。一部古籍的前世今生就这样翩然转换，《六十种曲》从异常珍罕的秘本化身为天下公器，成为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一块常青园地。
可以想象，一部残缺不全的明代“汲古阁”原刊本《六十种曲》、一套拼凑完备但却谬误甚多的清代重刊本《六十种曲》、一整套开明书店排印重编的《六十种曲》以及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58年、1982年中华书局的再次修订重印、更臻完美的《六十种曲》，集合在一起时的观感若何？三百年间，围绕这一部古籍展开的种种搜求、编校与刊行等等事件，难道仅仅是一桩出版史上的公案？这又何尝不是另一部缩微版的中国文化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