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中郑板桥(1693～1765)诗书画三项全能，水平甚高，名气最大，但这个人其实并不怪。他既相当传统，又有些地方比较超前，是个正儿八经的艺术家；倒是“八怪”中另有那么一两位确实有点怪怪的。
板桥虽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却一点不迂腐，甚至还有点现代人的气息，例如他抛弃官职跑到扬州来卖画，靠专业技能、知识产权过日子，这一点相当超前，因此也就很容易为二百多年后的现代人所理解。他卖画时有自订的“润格”，明码标价，并特别说明不收礼品，只要现钱，因为君之所赠未必仆之所好，还是用货币来交易为好。这也大有道理，合于现代人的思路。
先前板桥当过几任县太爷，他审理民事案件非常合于人情物理，大得人心。有一次一位公公跑到县衙来控告儿媳妇，说她竟然私自跑回娘家不肯回来，请求法办。不是丈夫而是公公来告，事情已经有点明白了，再一查问，更加清楚，于是板桥大笔一挥，判道：
妇必恋夫，尔子相待果好，焉肯私自归家？应尔子以礼去唤。不必控。
以调解为主，既分清了责任，也没有直接批评这位专横的公公，给他留下了面子——如此处理比较便于问题的解决。处于弱势的小媳妇闹情绪应“以礼去唤”，何等有人情味！这样的县太爷自然很得人心。
板桥判案子的档案现在还可以看到若干。人们太喜欢他的书法了，就千方百计把他那些随手写下的文牍弄出来加以珍藏——其中的字比他后来卖钱的那些写得还要有味道，早已成为珍贵的文物。二十多年前出过一个影印本(《郑板桥判牍》，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读来非常有意思。例如《判牍》中又有一则道：
尔有银钱四?七钱，非贫士可知。束修应听学生按季自送，何得借完粮名色横索？不准。
看来此案的原告乃是一个勾结基层头头的财迷塾师，既搞乱收费而又恶人先告状；为官正派的板桥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正告他：学费“应听学生按季自送”，不得非法横索。板桥站在弱势的穷学生及其家长这一边。考虑到学生将来还要跟塾师读书，所以没有惩罚他，只是驳回其无理要求。
郑板桥固然当过官，而人们更熟悉的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那么他的文艺思想如何？应该说也是很正派的，毫不怪异，因此也很容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试看其《贺新郎.述诗二首》其一：
诗法谁为准？统千秋姬公手笔，尼山定本。八斗才华曹子建，还让老瞒苍劲，更五柳先生澹永。圣哲奸雄兼旷逸，总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读，分伦等。
唐家李杜双峰并，笑纷纷诗奴诗丐，诗魔诗鸩。王孟高标清彻骨，未免规方略近，似顾步骅骝未骋。怪杀《韩碑》扬巨斧，学昌黎险语排生硬。便突过，昌黎顶。
最高的标杆乃是周公孔子；他又强调创作应当讲究本色，才华是很好的东西，但一遇本色，便黯然失色。板桥早年有一首七古《偶然作》，开头便道：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板桥既强调“直摅血性”，同时又很重视“经世”，讲究作品的社会效益，这一点在《贺新郎.述诗二首》其二中说得最为分明，其上片云：
经世文章要，陋诸家裁云镂月，标花宠草。纵使风流夸一世，不过闲中自了，那识得周情孔调？《七月》《东山》千古在，恁描摹琐细民情妙。画不出，《豳风》稿。
标准还是“周情孔调”，要像《豳风》的作者一样关心民情，同情下层，这才有益于天下之治。他反对一味风雅，“闲中自了”，就此还作过自我批评，说自己青年时代写过一些闲花草，现在深感愧对杜甫(“回首少年游冶习，采碧云红豆相思料。深愧杀，杜陵老。”)。在这些地方，郑板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流露无余。这样的责任感其实是任何时代的文艺家都应该具备的；“闲中自了”，总归意思不大。《板桥自序》说，杜甫的诗“皆绝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桥无不细读”，又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虽圣帝明王在上，无所可忧，而古往今来，何一不在胸次？叹老嗟卑，迷花顾曲，偶一寓意可耳，何谆谆也！”他胸怀天下古今，关心民间疾苦，同情弱势群体，在画竹的题诗中曾明确提到；只是“忧国忧民”这样的话不能说，那时文字狱正搞得很厉害。
郑板桥在书画艺术上敢于大胆创新，取得很大的成就，他的思想作风一如杜甫，大抵是典型的儒家人道主义，民胞物与，有一颗博大的爱心，遂能一身正气。如果一味以“怪”取胜，或只是“迷花顾曲”，那就根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更不可能成为郑板桥这样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