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25日，新华社在报道科学“大跃进”的情况时说：“近百年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状况不久将要一去不复返了！这几个月来科学技术在跃进中的奇迹使人们充满了这个信念。大跃进把中国科学推进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从事科学研究，几年几十年并不算长。但是中国人民竟在短促的时期内作出了大量有较高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是个别，而是到处可见。如大功率高频半导体晶体管、具有特种优良性能的硅橡胶、二百多种永不褪色的活性染料、最好的尼龙——‘尼龙9’、草类纤维人造丝、研究原子核物理的重要仪器‘百道脉冲分析器’，以及预防麻疹的组织疫苗等的制造成功；大气环流等基本理论的研究结果，全部15种稀土元素的分离，不用砖木钢骨水泥建筑房屋，水煤气合成石油，金霉素的高产技术，严重火伤的医疗成功⋯⋯都是插在世界科学高峰上的红旗，有的是外国正在研究而没有做成的；有的在质量上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有的在世界上还是首创。”
高等学校的科研也在“大跃进”。清华大学在“七一”前夕试制成90多种新产品，内有60多种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许多产品还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其中有电机系设计和制成的非线性电子模拟计算机、宽频脉冲发生器、防雷分析仪、仪表用放大设备、移相自耦变压器和毫秒量测仪等，无线电系制成的电视设备、脉冲示波器、真空系统及量测仪器等。
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四年间，北大定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而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半年之后，北京大学对1958年科学“大跃进”中完成的达到“国际水平”的227项科研项目中的186项进行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发现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有比较充分的根据说明的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4项，占检查项目总数的18％；第二类，有一定的根据列为国际水平，但根据不充分、不确切的项目有121项，占总数的66％；第三类，当时不应该列为国际先进水平，现在看来也不够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l项，占总数的16％。即使如此，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恐怕仍有折扣。
南开大学的科研进展也是神速。8月10日开始，南开党委领导4000多名师生，掀起群众性的大搞科学研究、大办工厂的高潮。第一夜就提出200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尖端科学的，不少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南开师生提出了“与火箭争速度，和Et月比高低”的口号，从11日至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理科各系试制成功属于全国第一次生产的产品30多种，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这些数据来自《光明日报》9月底的报道。不到一个月，从民13报》报道说，南开大学仅在45天中就完成了1761个科学研究项目，其中575项已赶上或超过国际水平。该校制成的离子交换剂更是了得，“它能使海水变为淡水，由海水中提取黄金，提炼稀有元素，净化工厂废水⋯⋯在医学和国防上也有很大用处”。
荒诞离奇的“科学发明”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许多离奇荒诞的“科学发明”也纷纷见诸报端：广东新会县共青团员周汉华，采用水稻与高粱杂交创造出远缘杂交的“成功经验”。这种水稻“茎秆粗大得像小指那么大，剑叶又长又硬又阔，比普通禾苗宽一倍多，根群扎得特别深和发达，谷穗达9寸多长，一穗分12至16个穗枝，大穗达400多粒谷，平均每穗也有300粒。这个种在杂交前穗长只6寸，每穗仅120至130粒”。获得这种“成功经验”的还有广西玉林县师范学校工人蒋少芳，据说他在校园的0．45亩土地上进行同类试验，可收谷1600多斤，折算成每亩产量可达3500多斤。随后，蒋少芳又将水稻与玉米“嫁接成功”，获得了第一代“玉米水稻”杂交新品种。
自古以来都是母鸡孵小鸡，而公鸡除了打鸣外既不会下蛋也不会孵鸡娃，整天无所事事。不过，这种状况在“大跃进”中有了改变。新华社报道说，陕西蒲城县林吉村农业社社员已经试验由公鸡孵小鸡成功。试验的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在醉酒期间，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护到大。也有少数公鸡在酒醒后不愿孵蛋，需要再灌上两杯酒。不但如此，公鸡代替母鸡孵小鸡还有诸多好处：不影响母鸡下蛋；公鸡毛泽东厚个子大，孵得多，成活率高；因为公鸡割去了生殖器，会使公鸡发育胖大、膘厚肉肥。
生猪一天长膘十九斤的奇迹也发生了。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个学生组成“卫星突击队”，为改善饲料管理方法，不怕脏臭，搬进猪棚，和猪同住，他们最初采用群众创造的割猪的甲状腺、割猪耳和猪尾的“三割”办法，以后又采取“四割”办法，即再割去猪的部分胸腺，这样使猪的日增重量大大提高。试验的结果，“二十头猪在五天内平均每头增重六斤半，其中一头最高日增十九斤”。这样的“发明创造”还有很多：陕西朝邑县东升农业社社员聂积善，“通过小麦和玉米杂交的方法，经过两代的试验，初步培育出一种颗粒大、成熟期短的小麦新品种”。这个社还成立了科学研究小组，除继续培育小麦新品种外，已着手研究新的项目：棉花和葡萄嫁接、豌豆和扁豆杂交、红薯和洋芋杂交等。陕西醴泉、朝邑、长安、武功等地农民还进行了棉花和玫瑰花或葡萄，南瓜和西红柿、豌豆、扁豆，小麦和大麦等互相嫁接或杂交的试验。而西安市沙浮沱农业社66岁的社员赵丙衡，用靠接和接穗的办法，把棉花接在椿树上，已经开花结桃。
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农大黑”母鸡下的蛋一个有三两还多。河南省遂平县和兴管理区社员用谷子和高粱嫁接培育出来了“高粱谷”，穗形像蒲棒，籽粒像谷子，吃起来又甜又黏。山东省园艺科学研究所的王立治将苹果的幼果，嫁接在正在生长期间的南瓜上，苹果的果形、色、味和大小都与树上所结无异，南瓜的生长也未受到影响。山西省解虞县卿头小学六年级学生尚马朝，大胆试验，把西红柿与马铃薯嫁接成“两层楼”植物；又把棉花接在向日葵幼苗上，培育出黑色的棉花。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科学“大跃进”的热浪中，科学家与“高产能手”还曾开展了放“卫星”竞赛。这年7月上旬，全国科联(即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北京科联组织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三十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说是座谈，实际上是擂台赛，在上面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同种田能手展开了指标大战。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指标。指标是按照当时盛行的“两本账”、“三本账”制定的，提出1959年丰产试验田单季亩产指标，第一本账是：小麦1．5万斤，水稻2万斤，子棉3千斤，甘薯15万斤；第二本账是：小麦2万斤，水稻3万斤，子棉4千斤，甘薯20万斤；第三本账是：小麦3万斤．水稻4万斤，子棉6千斤，甘薯26万斤。
可是，一听种田能手的报告，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已是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只得赶紧修改指标。生物学部将产量指标调整为：小麦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甘薯亩产3O万斤，争取40万斤；子棉6千斤，争取1万斤。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几天前刚放出小麦亩产5467斤“卫星”的湖北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主任王家炳率先提出，1959年小麦亩产将达到3万斤，别的高产能手一听，自然不甘落后，来自河北邢台的一位丰产能手竞将指标提高到亩产5．5万斤，这场指标大战才算告一段落。会议期间，生物学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两个科研单位间也展开了挑战赛。农科院向生物学部发出的挑战指标是小麦亩产4．5万斤，生物学部则以更高的指标回应：小麦亩产5万斤，争取6万斤；水稻亩产6万斤，争取6．5万斤；甘薯亩产40万斤，争取50万斤；子棉亩产1．5万斤，争取2万斤。
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说出大话之后还是认真去试验。会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至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自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兴起高校大办工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亦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从这年年初开始，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就不断召开会议，发出指示，要求教育战线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以此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方式。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勤工俭学活动发展到大办各类工厂。
高校办工厂较早见诸报刊的是北京钢铁学院。有报道说，7月中旬，北京钢铁学院已经建起了1．75立方米的炼铁小高炉和每炉产量22吨的耐火材料厂各一座。冶金系的学生白手起家，苦战五天，修建了一座高炉；铸造专业的学生，打破迷信，“经过l4天的反复试验，终于利用空气吹炼出中碳钢”。为此，《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介绍了北钢院大办工厂、大炼钢铁的经验，同时还配发了社论，称其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苗芽”。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武汉大学也颇为引人注目。该校在“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新武大”的口号下，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各系规划建立工厂、农场100个。据称，在武汉大学已经开工和即将开工的工厂中，有全校办的为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大型钢铁厂、水泥厂、耐火砖厂；有为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生产实际而兴办的高级化学合成工厂、无线电工厂等；也有为发展尖端科学而兴办的如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工厂等；此外还有砖瓦厂、木工厂、肥料厂等。
清华大学集中了众多的理工科人才，办工厂自然是得天独厚。《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称：“清华大学在实现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方面作出了显着的成绩。现在已经到处是工厂了。有包括十四个车问的综合机械制造厂，有能在发电的同时生产九种产品的示范性燃料综合利用发电厂，还有建筑、水利、电力等工程公司和安装公司。八个月来他们制造了二百多种新产品和生产设备，其中七十多项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五十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是国内首创。”
南京大学的办工厂、办农场运动也颇为热烈。据南大宣传部门自己介绍，至8月中旬，南大根据“抓尖端”的原则，建成了36个工厂，试制成了三百多种新产品，这些产品中绝大部分是国内尚未生产过或产量不足、需要进口的重要品种，对工农业“大跃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化学系的CZ橡胶促进剂对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赶上英国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产品中，三十多种已达到国际水平，二百多种为国内首创。如果说理、工科学校或综合大学办工厂还有些条件的话，文科大学和师范学校办工厂，按理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在这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的年月里，文科校系办工厂的“奇迹”也同样被创造出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为主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既无现成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可以利用，也无办工厂的技术人才，但这也没有难倒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们，他们照样在教室的周围办了大大小小108个工厂，办了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农场，还在校内校外办了两座百货商店。中国人民大学不仅校有校厂，系有系厂，有的班还有班厂。学校有机械制造厂，计划年产车床1000台，它是由原工业经济系的小机械厂扩建而成的。围绕机械厂，还办了一些诸如钢铁厂、炼焦厂、耐火材料厂等卫星厂。这样，“在校内形成了一个工业体系”。各系的工厂更是五花八门：农经系办了化肥厂、农具厂；贸经系办了一个据称能年干馏木柴3000万斤，且能提炼六种有机化学原料的木柴干馏厂；新闻系办了中外文印刷厂，拥有五部半自动化排字机，日排十万字。
不要以为这些工厂有正经的厂房、正规的操作规程、正式的技术人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因陋就简办起来的。其中不少是几个同学，最多是全班同学一合计，找一块地方，想一个厂名，就办起来了。1958年11月1日起，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尽管当时宣称，办展览会的目的，“在于检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成就”，而实际所展出的，主要是高等学校和普通中小学近期来生产劳动的成果。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开幕词说：几个月来，据20个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21126所中等、高等学校，共办大小工厂、作坊10万个，共办大小农场1万多个，种植面积250万亩。这股高校学生动手办工厂之风，进入1959年后才基本停止。其实，“大跃进”作为一场运动延续了三年之久，即到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跃进”运动才告结束。……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原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的跃进式发展，结果却事与愿违，非但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反而延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这种深刻教训演变至今，就是当今中国除了盗窃、克隆海外先进科技，不能出现科学与人文大师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卫星”变成了到处假冒伪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成了谎言世界，中国大陆变成了世界性的地沟油大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