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没有不准翻案的规定。毛泽东定下的案，包括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一案，均已翻案，唯独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六四”不准翻案，不知道从何说起。
时间过得快，转眼又是九月了。
八月份台风肆虐。先是“海葵”突袭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接着是“启德”侵入广东、广西、海南、云南。政府没有封锁消息，相反，预先逐日公布气象局的报告，号召并且帮助大家作避灾防灾的准备。這樣安排很好，确实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赵紫阳不隐瞒松潘大地震预报
于是引起了我的另一個希望。也许，有朝一日，中国政府對地震預報也同樣不再封锁了，地震局的工作成果同樣可以不再归党国领导独享了。地震预测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無疑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既然可以提供给领导、驻军和重大工程项目参考，就没有理由把老百姓排除在外。中国各级地震局的经费都是人民负担的，没有哪个地震局是不需要对人民负责的。但地震信息却被归为“机密”甚至“绝密”一类，结果出现了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大震危机迫在眉睫，远在首都的救灾主持人已经整装待发，身在灾中的老百姓和小学生仍兀自被蒙在鼓里，要么去担任莫名其妙的牺牲品，要么去充当被拯救的对象。——1970年的云南通海七县大地震在爆发以后居然被黨隐瞒了整整30年，直到2000年才“解密”！在非穷乡僻壤地区，事后隐瞒是办不到的，但事前禁止传达（或泄露！）地震预报比比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好像也没有多少改进。
不过，有记忆的老人不会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也曾經有过不向老百姓封锁地震预报的良好记录。那是1976年8月16日爆发的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按照党的惯例，中国的地震预报必须向人民严格保密。何况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部署，当时全国范围内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又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據四川地震局關於四川某些地區有發生大地震可能的預測，1976年6月，上任不到一年的省委第一书记向省委建议，應該讓人民都知道地震的危險，并且把全省工作的重心转到防震防災上來。省委同意第一书记的意见，作出了相应的決定。两个月后，地震爆发了。由于大家都有了准备，相对地说，损失比较小。这位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后来被選為黨的總書記而被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责为“分裂党”的赵紫阳，他的名字，现在还在被党的喉舌们禁锢着。
现在又是8月，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六年。凡是身居党国领导要职的人，好像全都不了解三十六年前的那件往事。邓小平也许不知道，理由很充分，因为他当时正在挨毛泽东的批，自顾不暇，顾不上家乡父老的喜怒哀乐了。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是很久以后才上来的，更有可能没有听说过这种往事。后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根据维稳的需要，全国又回到了文革时期封锁地震预报的老路。
“六四”不准翻案从何说起？！
好在四川的人民和干部仍然有记忆。他们写了几十篇文章，收集在《赵紫阳在四川》的书中，记录了赵紫阳的好些往事，其中就有把松潘平武大地震的预报告诉人民一事在内。很可惜，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把这本书定性为“为六四翻案”，于是成了禁书，大陸讀者看不到了。
書被禁是真的。定性显然错了。是不是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亲自定性？我當然沒有證據，只能存疑。我估计，那位领导人在给书“定性”时根本没有看过书。全书五十四位作者中，提到“六四”的只有一位，他就是水利电力界的老前辈，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杜星垣老人。是他，谈到了“六四”，感情很深，但话语不多。我手头没有原书，只记得他说，他曾经劝赵紫阳认错，赵不同意，他很感慨。全书五十四位作者中，五十三位没有提到“六四”，唯一提到“六四”的作者又是劝赵紫阳认错的。所謂为“六四”翻案，真不知道是怎样定性的。
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就任之初，曾经鲜明地提出过“依法治国”的口号。依法治国，起码得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没有事实，捕风捉影，怎么能治国？何况我国法律没有不准翻案的规定。毛泽东定下的案，包括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一案，均已翻案，唯独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六四”不准翻案，不知道从何说起。
定性者肯定是一位大人物，要不然《赵紫阳在四川》不可能在整個大陸成为禁书。但把定性者说成是胡锦涛总书记本人，在沒有確證以前，必須存疑。如果不是，最好，請总书记以超然之身，在日理萬機之餘，過問一下，以正視聽，而解禁令。萬一真的是誤會，也不难糾正，解鈴還須系鈴人，請總書記不要再假手秘書，親自翻一翻這本書，重新定性。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至少在地震問題上，免得後人發生誤解，以為向老百姓封鎖預報，也是十八大乃至今後千秋萬代必須堅持的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