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此时越来越接近权力的巅峰，全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化。军队担任恢复秩序的重任，军管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机构。原来主管省政府的党委书记，换成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担任。中共庞大的官僚体制中，从上到下，清一色都是军人。即使在毛常去的招待所也是如此。全中国在林彪的领导下背诵毛语录，学习解放军，形成热潮。警卫局纳入军队编制，全部穿上军装，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有毛还穿着他的睡袍，在公开露面时，有一两次换上军装，以表示支持军队，以后又换回中山装。
那时中国仍有两大敌人──苏联和美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发生了中苏黑龙江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还有那些遭批斗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全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校的目的在于使下放的人体验农村真实生活，并向贫下中农学习，日出夜息，担负着力所难及的重度体力劳动。谁都知道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为处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轻知青则被送去“上山下乡”，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八月发起城市中“深挖洞”，以做为空中轰炸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北京市下挖筑了网络密布的地下通道，可以容纳下所有北京市民，而工程兵部队则修建了“五一九工程”。
就在这时，毛有天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我思考以后回答。毛说：“你想，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不知道毛的本意指的是什么。第二天我同他说，我回答不出。
毛说：“日本后面实际上是美国。可是东面的美国，离我们远得很哪。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
我说：“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中诛笔伐。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
毛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美国新总统尼克森上台了。此人是个老右派，老反共分子。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同汪东兴闲谈时，也谈到毛的这番话。汪以为这是随便说说，并没将这些话当成大事。朝鲜战争于一九五０年六月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互存敌意，中国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亚洲以武力建立霸权，对美帝从未稍缓词色。我根本想不到毛的对外政策，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尼克森也正在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尼克森总统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毛带话，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苏联给中国做“根治手术”，即破坏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基地。毛与尼克森的看法不谋而合。
毛说过：“什么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亚洲战争体系，无非是向中国进攻。”
毛还放过狠话，对苏联还以颜色：“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打苏联可容易得很。”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旬，周恩来送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波兰华沙举办一个时装展览会，在开幕的酒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出席酒会的人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谈。毛批了同意。这个文件给我看了。
毛说：“中美在华沙会谈，自一九五八年停止，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可以重打鼓另开张，认真谈一谈。看来尼克森有诚意，几次他带话来，愿意同中国对话。”
我趁毛想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提出重新订阅美方医学杂志的要求。我告诉毛，文化大革命以后，美国的医学杂志都不许进口，所以我们对医学的新进展一无所知。毛年纪日大，我的保健工作会越来越棘手。我必须尽量吸取国外新知。
毛说：“美国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就这么蠢，自己将自己捆住手脚。你写一个订外国杂志的报告交给我。”
毛将我写的报告批交周恩来和康生。毛对我说：“我要让他们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关系。”
中国官方仍不断攻击美国，并举兵帮助北越。中美关系却在台面下暗地展开。毛正在贯彻他的远交（头号敌人美国）近攻（苏联老大哥）战略。
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往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吠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