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香港保钓船登陆钓鱼岛，演变到日本政府在9月11日从私人手里买下钓鱼岛实行国有化后，中国大陆反日游行徒地高涨、愈演愈烈，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至18日已蔓延到一百二十多个地域城市。在反日浪潮中，有不少地方已经陷入暴徒化，打、砸、抢、烧的恐怖场面通过网络传遍世界各国，使人感到震惊，像是发生一场暴动，而不是一场文明国家的抗议示威行动。
大陆民众表达愤怒与爱国的疯狂反日运动，令人联想起一世纪前的义和团，也令人联想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义和团的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杀外交使节、杀洋人、捣毁教堂、抢劫财物、终至挑起国家争端；红卫兵拿着“造反有理”的尚方宝剑到处砸打烧杀，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近千万人，几千年的文物古迹几乎给毁灭殆尽，导致国家频临崩溃的境地。现今大陆的反日运动正如火如荼的扩大，在高喊“爱国无罪”的口号下，不仅冲击外国使馆，砸打抢烧日资店铺、厂房，也砸打抢烧自己同胞的商铺、汽车、财物，有些地方甚至抢掠法国家乐福，捣毁美国麦当劳，香港亲共人士李嘉诚旗下的屈臣氏商店也遭到掠夺一空，铺面被夷为平地。这是中共掌权后实施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也是打着“爱国无罪”的旗帜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相信世界上很难找出这么脑残的爱国者。
爱国无罪这句话不是中共发明的，其由来应追溯返1930年11月23日，中共外围组织“救国会”七位领导人被国民政府逮捕一事，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七人是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史良。当时“救国会”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实为制造动乱，国民政府拘捕了与中共有着千糸万缕联系的所谓“七君子”。后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发起“爱国无罪，救国入狱”运动，为营救这七人而奔走。爱国无罪这句话当时是带有强烈的反政府色彩，与现在中共的所谓爱国无罪不可同日而语。
1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称，这次反日游行示威是民众自发性的，与政府无关。根据中共法律，民众必须事先向公安机关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上街示威游行，证之以往，当局通常不会批准民众举行示威游行。但从今次反日运动风潮来看，同一日，在全国一百多个地方，汇集几千甚至近万人大规模游行示威，如果没有中共政府的首肯以至支持根本不可能出现，更有甚者，这些青中年人到处砸汽车、抢东西、烧店铺，像流氓土匪一样的行动，已经超越反日的诉求范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现场的警察、公安人员持消极放任态度、袖手旁观，既不阻止也没逮捕，显然是怂恿、默许这种暴力破坏行为。
保钓游行、反日抗议示威、表达爱国心，本身没有错，但拿着爱国无罪这块免死金牌去打、砸、抢、烧，只能让世界看清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素质与法治观念。中共知道高举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思的意识形态已经不灵了，利用民众盲目的爱国情绪来反日、转移政治上的危机、掩饰国内日益恶化的官民矛盾；利用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对日的外交筹码。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于16日也发起保钓游行示威，谴责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据称有近千人参加，却没有大陆的打砸抢烧暴力行为，一切都是在理性、和平、有秩序的进行，并井然有条的结束，体现出香港居民的素养，也表现出“一国两制”的香港人的法治与文明。同是中国人，同样举行反日游行示威，却反映出接受中共国民教育洗脑的大陆人与没有接受中共国民教育洗脑的香港人完全不同之处。
英国作家萨姆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对今次中国大陆反日运动的“爱国无罪”论可谓一针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