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是谁？这一头衔非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属。虽然已经去世60多年，但凯恩斯却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影响力。他曾经说道，“……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新一轮围绕凯恩斯主义的争论中，林毅夫成为了漩涡的中心。
林毅夫可谓国内“能见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这既源于他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生涯，更源于他成为首位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华人这一光环效应。
6月从世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首次亮相，就抛出了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的论点。根据媒体报道，林毅夫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有潜力实现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
“林毅夫命题”之所以引发争议，盖有两点原因。第一，过去30年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经遇到成长的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原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吴敬琏先生更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诚然，中央意识到了经济转型的迫切性，但转型的挑战之艰巨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经济前景悲观论又重出江湖。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8％、20年”的论点可谓石破天惊。虽然林毅夫表示自己指的是“潜力”而非对增长速度的预测，但依然成为最乐观的经济学家。
第二，林毅夫主张更多采用财政政策方式，而非货币政策，投资于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他把中国政府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为“超越凯恩斯主义”，即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一政策取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政府不惜巨资砸向基础设施，尤以衔枚急进的高铁建设为甚，在4万亿投资中高铁就独占1.5万亿。
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固然力度大、见效快，但也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政府主导的项目难免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依靠无数个微观经济体（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决策，他们的决策之所以比政府更有效率，一是因为他们的分散决策对价格信号反应更为灵敏，一是他们的逐利动机决定了必须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计划经济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官员并不那么关心投资回报率。最近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说法称，“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是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钱偏少也是傻子，借了钱还想着还更是傻子。”
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通常会与腐败如影随形，基建项目因为投资大、寻租易的特点，更是成为令人垂涎的“唐僧肉”。从铁道部长刘志军陨落，到河南连续四任交通厅长落马，再到湖南交通厅一年内四位厅级领导出事，都生动地揭示出政府投资项目背后惊人的“腐败成本”。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负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平台债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性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
4万亿刺激计划也引发了经济学家的分歧。在刚刚闭幕的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总理温家宝专门回应说，“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施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对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歪曲和指责，甚至认为是不必要代价。我想郑重说明，正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保持了发展好势头，维护了社会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笔者以为，说句公道话，面对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波，四万亿或许是必要的，但问题在于未能预料到地方政府在四万亿掩护下搞出了十几万亿，最终接近二十万亿的刺激导致了经济过热，此后不得已的降温措施又导致了眼下的经济大滑坡。因此，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
回到正题。笔者认为，林毅夫“8％、20年”的潜力论，从理论上当然有可能实现，但林毅夫开出的药方却是不可靠的。
首先，过去30年，“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但是，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现在，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过剩或超前现象。需要警惕的是，眼下地方融资平台的还款能力，靠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而非项目本身的投资回报。
其次，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过去十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央企垄断更加突出，证监会、发改委一些重要的审批权甚至得到强化。在官员自利动机的本能驱使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断加深，政府已经成为“闲不住的手”，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公司化”。在这样的模式下，寻租行为成为常态，寻租成为企业赚钱的“快捷键”。根据王小鲁的研究，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就高达5.4万亿，占GDP的17%左右。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稳定。温家宝在演讲中曾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再次，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固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将政府主导投资理解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误导。
因此，要延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唯有依靠改革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包括：消除土地、环境、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打破央企垄断，消除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确保公平竞争；变现国有资产，用以弥补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欠账；取消审批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大幅度减税，为企业和个人减负；政府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致力于维护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安心做“看不见的手”；实现司法独立，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有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惊险一跳”才有可能实现。
原题：与林毅夫商榷：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