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在网上看过一则冷笑话：一个媒体人某日招聘采编人员，其中一道笔试题是写出若干著名人物的身份，其中就有“范长江”，结果答卷里就有“范长江是小品演员”的回答。曾经因是第一位报导中共军队而引起轰动的国统区记者并在中共建政后“赫赫有名”的范长江，如今沦落到这个地步，亦如其悲剧人生一样令人慨叹。
1909年出生在四川的范长江，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大哲学系学习，1933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7月，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区进行了历时10个月的考察旅行，其所写的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公开报导了中共军队“长征”和西北的状况，在国统区引起了轰动，范长江由此成名。上述通讯后被编辑成书，书名为《中国的西北角》。
1936年8月，范长江赴内蒙西部采访，所写通讯辑为《塞上行》一书出版。当年12月西安军事政变后，他赴延安采访，受到了毛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抗战爆发后，他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1938年3月，他与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网罗了众多有着红色背景和亲共的新闻工作者。10月，他正式脱离《大公报》。1939年5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共。
对于为何离开《大公报》，在其生命结束的前一年，即1969年1月，范长江在“交代材料”中说是因为一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社论稿与张季鸾产生了分歧。范在文章中反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而主张各党派团结，张则要求其放弃拥共思想。双方的分歧最终导致范长江的离去。
不过当代学者傅国涌在《范长江的悲剧》一文中考证认为，这样的说法只是其一面之词，并不可信，因为导致争执的社论稿是1938年1月写成并在7月发表在其它刊物上的，而蒋介石的“三个一”是秋天提出来的。根据史料，傅国涌认为导致范长江离去的真实原因是除了政治上的还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
1937年2月，赴延安采访的范长江在与毛的一夜长谈后甘心拜倒在其脚下，并要求留在延安，但毛认为其留在有着全国影响的《大公报》的作用更大。遵循“领袖”教诲的范长江回到上海后，思想上早已变成了亲共人士，很快发表了与国民党口径完全不同的述评《动荡中的西北大局》，引起蒋介石的震怒，而毛则万分欣喜，亲自致函范长江：“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弟毛泽东”。
尽管言论与国民政府不同，但在秉承“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导”、“诚以待人”主张的《大公报》，左倾甚至亲共的范长江并没有收到任何惩戒，反而受到了特别的器重和宽容，这点范自己也是承认的。他曾回忆道：“从1935年到1938年，除《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写的隐晦一些，并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怎么写，《大公报》就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从来没有删改过。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删改过。蒋介石在南京发怒一事，胡政之告诉我后，也没有批评我。”
据《大公报》的同仁回忆，导致范长江离开的直接原因是其不愿“出卖自己的健康”当值班编辑，而与张季鸾发生冲突，冲突第二天，范就离开了《大公报》。
范长江离开《大公报》，不仅对该报是个损失，对一向看重实际利益的中共来说也是个损失。据说，周恩来曾亲自找到徐盈、子冈等谈话，要他们安心留在《大公报》，要他们“很好地利用这个舆论阵地”。
傅国涌认为，范长江的离开是其新闻生涯的分水岭，脱离《大公报》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华、取得了较高成就的新闻记者，之后不过是共产党打天下的工具，失去了独立人格。
的确，离开了《大公报》后的范长江只能依附于中共，并在中共指挥下利用成立的“青记”和“国新社”为中共呐喊，诋毁国民党。从此，他再也没有写出一篇像《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那样的新闻稿，因为他的脑中早已被灌输了中共的那一套说辞：“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的报纸”，“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他在苏北根据地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就是忠实地实践了这些党化新闻观。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范长江着实风光了一阵，先后出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不过，他似乎再也没有写出像样的新闻。夏衍就曾发问：“范长江的笔头是很快的，但解放后，范长江这个名记者不写文章了，文章很少。这是为什么？……”即便如此，党也并不放心从“资产阶级阵营”投奔过来的知识份子，对这个立下汗马功劳的范长江也是如此。1952年，范长江离开了新闻界，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其后又转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等。
文革爆发后，范长江被定性为“反革命”，于1967年被长期关押，受尽了折磨和摧残。据说，范长江不仅受到专人监管，而且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一次，他搬运砖头时，因为动作慢了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还有一次挑大粪时，因过于沉重，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
这样日复一日的虐待让范长江终于无法忍受。1970年10月23日，61岁的范长江在河南确山跳井自杀，其尸体“被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而那口井也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8年范长江才被中共“平反”，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是哀荣还是抚慰？不知范长江的悲剧人生是否可以给那些依旧被中共利用的棋子们有所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