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的专家学者曾经对滇池流域做过一次生态经济学评估，就是把滇池流域的生态环境破坏加以货币化，然後再跟本流域GDP即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其结果是经济增长不如环境破坏，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换来的是大亏本。
这次生态经济学评估是2002年的事情，10年过去了，并没有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滇池的情况每况愈下，越来越令人不堪忍受。一言以蔽之，就是这种警报并没有唤醒当政者，事情只能按照後极权社会的规律从灾难走向毁灭。
进入世纪之初，国家环保局的潘岳先生提出“绿色GDP”，就是想把生态环境损失计入成本，算算总帐。当时我就发表了一番悲观主义的评价，对潘岳先生的“绿色GDP”“支持但不看好，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吧。那些匪盗们是绝不允许将他们一夜暴富之秘密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的。”
果不其然，“绿色GDP”遭到官商合力阻击，潘岳们又推出一个“绿色信贷”，据说是打算卡住污染大户的资金来源，叫他们断了粮草。我又作了一个预言：“‘绿色信贷’之命运不会比‘绿色GDP’好上半分。只要银行还是官家的，只要管银子的还是人，只要斩不断权钱交易的黑道，就绝对断不了污染大户的粮草！白纸黑字，话说出来搁这儿，两年後验收。”一切都不幸而言中。
这种预言不需要特异功能，完全是常识。现在怎样？那个意气风发的潘岳还讲话吗？
比潘岳和云南大学的学者们更早的是曲格平，至少在九十年代中叶，时任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的曲格平先生就指出，那种不惜以牺牲环境爲代价的“高速增长”其实来源於一种过时的发展观。
“这一发展观表现爲对国民生产总值丶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这种发展观认爲，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就是经济强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迅速的国家就是经济上取得很大进步的国家，因此，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就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这种单纯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後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
他指出一个已经被普遍认识到的统计黑洞：“在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中，既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这两种重要价值的丧失程度，也没有揭示一个国家爲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事情并非到此爲止，“相反，环境越是污染，资源消耗得越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也就愈加迅速”，因爲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医疗保健事业发展，污染引起的腐蚀使耐用品加快更新，治理污染的费用和环保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合理地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反而累计其中，——减号变成加号——使这个总产值更加膨胀，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稍微进行一番回顾，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生态环境灾难之根源，并不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没有发现，没有提出自救的方案，而是没人理睬，让那些热爱祖国山河百姓的多少带有先知色彩的精英人士自觉无趣，无疾而终。他们的呼喊，很快就被死亡一般的沉寂所吞噬。
为什麽中国会产生世界上最疯狂的GDP崇拜？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已成爲政权合法性以及官员暴富的主要源泉。
说到底，我们所遭遇的环境灾难并非一个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刑事犯罪问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近年来环境灾难愈演愈烈，引发了大量群体抗议事件，政权合法性反而受到重创。那麽，GDP崇拜还有什麽真正的理由呢？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官商勾结的大抢劫。
2012年10月4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