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进行调整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延安整风时毛写的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点明了。
毛远新的上述言论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毛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且为人处世一贯见风使舵，十分圆滑，让毛抓不到把柄。
于是，毛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党内斗争中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老于权谋的毛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且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
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活不了多久了。牵挂他的一桩心事是想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平反的动作，把责任推给林彪，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当然，这只能看毛泽东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所谓的"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改善自己形象的机会。
事实上，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中共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替罪羊。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摆脱了困境。
然而，当杨成武被整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杨，并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口号。
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画龙点睛的是"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当谈到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易死亡周恩来说，"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妻子，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背负就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周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周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准并修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形象就是在纪登奎的心目中也打了不少折扣。
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和林彪一起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仍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合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是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但是，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了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摸不准毛的真实意图，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员传阅。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为中共建政二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周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中共党内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招待会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使他认识到，公开批周会激起强烈的反弹，导致天下大乱。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已经年老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暂时搁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