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观点专栏发表法国政论家亚历山大•阿德莱尔有关中国前途的长篇分析。文章开宗明义：美国总统大选接近终点，全球舆论渐渐明白，即将开幕的中共全会制造的悬念与前者同等重要，产生的后果亦同样严重。
但是作者认为，就体制层面而言，邓小平统治的晚期已经做完了这一切：邓试图把中国置于毛时代不可测的时时发生的悲剧性的政治风暴之外。但是，邓时代中国社会并未出现真正的多元化。而党内精英为掌控决定权进行的持续的斗争有时引发真正的革命风暴。最后一场这样的几近于人民起义的事件就是爆发于1989年六月的天安门运动。中共当时的新民主派代表，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以为能够利用群众蓬勃的力量来推翻党内决策层越来越占上风的保守势力。
作者认为，从六四大悲剧发生之后，中共党内重建新的规则，这使得党内争议从此秘而不宣。如果说邓小平在其晚年实质掌权时期为了拯救改革进程，迫使保守派接受这样一套妥协的但能够延续的规则的话，邓同其他人一样承认，必须由一个多一点制度化，少一点意识形态的组织来替换这个他们创建的老党，这个组织承担使最高层达成妥协的使命，但仍然根本没有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出面见证。
从那以后，这一高层制定的新的纪律能够运作并且满足了各派的需要。另一方面，经济的超级增长也打消了怀旧的、主张计划经济的左派以及希望继续开放的右翼反对派的顾忌。作者认为，在江泽民主政时期，这位中国的勃烈日涅夫，在经济管理上比后者有天赋的领导人一度主导了保守倾向的重归，但最后被兼具经济与政治天才的朱镕基所平衡。
就这样，中国政治的这样一个定理得到了证实：中国在其发展崛起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已经灭亡的苏联碰到的同样难题，但每次都成功度过：重掌权力的邓小平开启了去斯大林化，但不去批评毛，实际上全面颠覆了毛的社会经济体制；江泽民最后让官僚体制平稳过渡同时避免了萧条。
作者在结论部分问道：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什么？作者自问自答：如果历史以同样的节奏前进，中国是否处于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的阶段，是否面临当时苏联出现的体制内破裂、重新建设国家的阶段？可以说是，可以说不是。毫无疑问，目前阶段的膨胀的民族主义更多的表现出的是失去薄熙来之后的左派精英层的恐慌。
作者认为，其实，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同样发生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烈反攻。在中国也如此，这些人目前在向新的领袖习近平施加压力，使其能够把各种不满转移到想象的目标上，比如转向日本和美国。作者最后说，可以打赌，中国领导人很快会找到新的积极的妥协，把内部发展摆在优先的地位，并与美日重建稳定的环境。
法国解放报今天刊出题为“尖阁诸岛—冲突淹没日本工业”的长篇报道。该报派驻日本记者写道：在日本购买几座中国宣示拥有主权的小岛后，东京正为中国歇斯底里的反日活动承担后果。丰田在中国的销售量根据路透社的说法九月份下跌了30℅，根据读卖新闻下跌了50%。日本生产的汽车遭受打击最大。
该报报道说，上个月，在中国各地发生了骚乱，日本店铺和饭店被洗劫，日产车被烧毁，日本工厂被捣毁。西安一个人遭到人群攻击后瘫痪，因为他开着丰田车。自从这一波暴力发生后，伴随着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领土争端演变成经济战争。
解放报最后写道：这场危机一直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中国当局制止反日示威的速度同反日示威爆发的速度一样迅速。在街道上，再也没有人攻击占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四分之一的日本车，但是，只要当局一旦再打开绿灯，抵制规模就会扩大，示威就会重新开始。现在，被赔偿申请淹没的几大日本保险公司，周五宣布他们不能继续为日本在中国的业务提供保险。
本文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