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托业的历史虽长，但规模原来一直都不大，2006年尚不到3,000亿人民币，连当时公募基金规模的10%都不到。故事的拐点出现在2007年，信托业在完成了第六次大整顿并出台了若干重要的监管法规后，出乎意料地走上了一条迅猛发展的康庄大道。2011年底，信托规模超过5.3万亿，随后又以每月净增近1,000亿的速度在增加，预计到今年9月底，即可突破6万亿大关，一举超越保险业，成为仅次于银行老大的二把手。
这几年信托业迅速增长的原因是多元的。比如，利率的非市场化。因此，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低利率的银行贷款额度往往会成为稀缺资源，除了国有企业和大型品牌民营企业能够独享之外，诸多其他企业被迫以更加高昂的代价，从非银行体系，包括信托公司那里，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这就助推了信托这几年的高速发展。要知道，信托的利率虽然比银行高，但比民间的高利贷依然要便宜许多。此外，银行大量的表外业务，限于监管的要求，也需要通过银信合作等方式进行转移。
信托的异化
信托业的疯狂生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性兑付”。刚性兑付是信托业的核武器，离开了刚性兑付，信托虽然也会成长，但可能更加常规化。所谓的刚性兑付，就是信托产品的融资实体如果未能到期还款，信托公司也必须保证到期资金的支付。换句话说，在刚性兑付的前提下，信托产品实质上完全保本、保息。奇诡的是，虽然信托的刚性兑付已经成为投资者的一种高度共识，但查遍与信托有关的一法三规，根本找不到刚性兑付的立法依据。实际上，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2007年版）第34条，信托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由此可见，“刚性兑付”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更多的，只是金融维稳的需求。因此，许多人都深信不疑这样一个流传的故事，监管部门给信托公司打来电话“窗口指导”，要求谁不能保兑付，就停谁的业务。
刚性兑付的出现，打破了金融行业中风险与收益相平衡的基本原理，让信托产品彻底异化，成为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超级性感宝贝。每年8%-10%的无风险收益率，吸引了全社会资本的疯狂涌入，先是100万以上的高净值客人，然后是小客户的合伙团购、实体企业的闲置资金，甚至据我最近所知的，一部分地区的养老资金都已经冲了进去。谁不爱宝贝？
大了要倒
信托的刚性支付，对其他金融产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高端个人的理财市场。试想一下，既然有10%的固定回报，为啥还要甘冒套牢的风险，去投资股票或基金？为啥还要去投资收益率接近、却无刚性兑付承诺的中小企业债券？
信托的刚性兑付，严重伤害了信托业自身的发展。我所接触到的信托公司老总，虽然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大都对刚性兑付充满怀疑和抱怨。因为在刚性兑付的怪圈中，产品的创新变得不再重要、信托的梦想和本质已经被篡改、长久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急功近利的快餐文化，甚至，看不到信托的未来。
信托的刚性兑付，也酝酿了巨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可能让全社会的纳税人承担其崩溃时的巨大损失。试想一下，有多少信托公司的股东是国有的。当出现兑付风险时，这些国有股东挺身而出、一诺万金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谁是背后真正的埋单者？
因此，信托的刚性兑付必须要破，越早越好。此害不除，不仅信托业没有光明的未来，整个中国的金融业被会被绑架并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