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晚，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沸腾，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枚重磅深水炸弹，在大陆舆论界掀起巨大震荡，门户、微博、论坛还有QQ群，几乎全都是在讨论莫言获诺奖一事。一时间，全中国所有的目光全都聚焦在这位曾被人称为“红色作家”的身上，2012年的10月11日似乎成了中国人当之无愧的“莫言日”。
据宣布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审委员会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而具有官方性质的中国作协则称赞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个正部级的单位在贺词中还提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或许是因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中共党员的身份，这位首位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获得官方的认可和媒体的赞颂之时，亦遭遇到不少网民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质疑。
几个月前，中国政府为了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网罗两百名作家手抄毛的《讲话》一文，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对于此事，官方称《讲话》全新版本的诞生，表达了广大文学艺术家的热情，代表了广大文学艺术家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忠诚，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追求。
在这两百名作家的名单当中，作为作协副主席的莫言赫然在列。毛的《讲话》一文被普遍认为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之作，文中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该文是权力企图控制文艺、钳制思想的赤裸宣言，也是中共建政后官方对知识分子进行镇压和改造的理论基础。
因此，莫言带头抄写毛的《讲话》一事被人称之为其人生中最大的污迹之一，而他本人在公共事务中的沉默也令许多反体制者不满。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莫言以官方身份参展，后因异议作家戴晴的出席而中途退场，表示其不与异议者同席；2009年年底，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老师发起电话采访知识分子，评论中国某被禁异议人士的行为艺术，莫言在接到崔卫平的电话后，以不了解情况、家中有客人为由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正是因为有这些细节，所以莫言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位“红色作家“，而他的笔名“莫言”也成为众人调侃的对象。
莫言曾在接受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时透露，自己取“莫言”为笔名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放炮”说真话，告诫自己要少说话。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莫言称自己喜欢说话的毛病在生产队时为家人带来许多麻烦，母亲曾痛苦地劝告他“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步入文坛之后，自己说真话的毛病也在文坛上得罪了许多人，所以他要用“莫言”的笔名警醒自己。
或许，莫言天生就不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但是残酷的外部环境逐渐让他学会了沉默，而“莫言”或许正是他孜孜以求的最终目标。对于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思想者来说，以“莫言”为名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何况这位叫“莫言”的作家原本乃是一个极喜欢说话的人。
在质疑声中，有种说法颇具代表性，一位名叫“平壤崔成浩”的网友在微博上写道：“莫言，我把他翻译成‘不许说’，‘不许说’获得诺贝尔奖……要警惕敌对势力的阴谋，你们太年轻了……”
该网友所谓“敌对势力”一说正是中国外交部和新闻发言人最常用的语言之一。2010年，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把奖项颁发给高行健“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中称“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中文写作者，却因为政治倾向不同而在中国却遭遇冰火两重天的境况。对此，知名学者吴稼祥用了一个“奖同礼异”的故事调侃此事：耍猴戏最高境界，是敢动老虎屁股。“世界敢动老虎屁股奖”数年前颁给一只来来自衫东的猴子，虎王大怒，把猴子捉来佐酒。今年，该丛林的另只猴子获该奖，虎王大喜，让8只驴抬猴觐见，赏蟠桃。群兽窃窃私语：“奖一样，礼不同。”“能一样吗？”虎王啸道：“那猴打朕屁股，这猴舔朕屁股！”
吴稼祥的故事固然令人叫绝，但却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莫言在政治上或许有诸多瑕疵，但却无大节之失，强似万千被圈养的御用文人，他本人的作品也并非毫无批判，更非粉饰太平的奉旨之作。不过，中国政府对于诺奖前后不一的态度却值得深思，莫言今日的荣耀本该也属于那位至今仍在监狱中仰望北斗的思想者。
诺贝尔奖，可谓是西方文明中最高的精神奖励。对此，中国人一直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幽怨情结，没有拿过诺奖似乎就没有被西方文明认可。然而，中国人并非没有拿过诺奖，许多华裔外国人拿过，台湾籍的中国人拿过，中国籍的中国人也拿过，只是由于那些获奖者要么是在西方教育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要么便是现有体制的反叛者，在莫言获奖之前，官方正统教育下培养的学者无一人能获此殊荣。
显然，诺奖跟金牌一样，是举国体制的锦上之花，是盛世复兴的灿烂点缀。中国政府对诺奖的重视与对金牌的贪婪乃是同一道理，即以此来证明体制的优越性和合理性，并借此上升到民族独立、祖国富强、中国从此人扬眉吐气的政治高度，以此提升政权凝聚力。
迄今为止，已有两位中国籍的国民获得过诺贝尔奖：一位以敢言著称，一位以“莫言”为名。前者至今仍在监狱中痛苦思索，后者则身居高位、极尽荣光，或许这正是中国社会两极最真实，也最诡异的写照。
此次莫言的获奖，与其说是圆了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倒不如说是解开了中国政府对诺奖又爱又恨的悲喜心结。
尽管中国已经有了一位被官方认可的诺奖得主，中国文化也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文化兴国战略也在声势浩大地推进当中……但是，中国的文艺创造者依然不得不面临严格的审查制度、无孔不入的监控机构以及遍布各个角落的愤青五毛。在一个思想受钳制、言论被审查、思想者被禁言、敢言者被失踪的国家，在缺乏创造自由的社会，中国文化的崛起之路依旧长路漫漫、道阻且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