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在炒作薄熙来的案子。中纪委书记贺国强说，要严肃处理。媒体上的一批人有各种估计。当然，贺国强不会忘记表扬自己，说他上台以后，抓了六十六万腐败官员,杀了也不老少。最大的包括薄熙来等等。
六十六万，不管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都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好像共产党培养了干部就是为了用来杀的。尽管杀了这么多贪官污吏，可是人们从身边的感觉来看，并没有觉得贪官污吏少了；也没有觉得贪污腐化的现象少了，反而觉得一年更比一年强。贪官污吏正在持续发展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共产党的制度就是要培养贪官污吏的吗？这么说听起来很不合理。共产党自己也是在反腐败，党章法律也不容忍贪污腐败。可是结果却是贪污腐败在共产党制度的温床上越演越烈。这就说明制度出了问题，成为培养贪污腐败的温床。
没有一个社会的制度会允许贪污腐败。大家都想杜绝贪污腐败。但古往今来确实有很多的社会，他们的制度成为了培养贪污腐败的温床。贪，是人类从动物世界带来的一种本性。想消灭它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没有彻底改变人类基因的情况下不可能。人类能做的就是用制度来限制它，减少它。
古代的中国经济繁荣，政治发达。所以设计了很多制度，防止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总结一下两千多年来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就会发现很少成功的案例。根本原因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官官相护。大家都在官场之中，师生连着师生；朋友连着朋友。互相回护，就形成了官场。任何地方都是有人情的，于是法律就必然会小于人情。贪污腐败就往往被人情淹没，成为法律很难管得住的死角。
小贪小污还不会动摇国家的根本，但是人的贪欲是没有底线的，一旦法律无法控制，便会迅速的泛滥成灾，不但老百姓无法忍受，政府也会被贪污腐败给掏空。于是只好加重惩罚的程度。但是贪污腐败一旦成风，就刹不住车了。比淘金还要巨大的利益会使他们红了眼，连命也不要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于是贪污就进入了疯狂的阶段。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如何对付这种疯狂呢？古往今来的中国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加重惩罚，以疯狂对疯狂。贪腐文化是肥了中间的官僚阶级，亏了两头的老百姓和皇帝。所以老百姓就会支持、希望皇帝出面寻找一些酷吏来严厉惩罚贪官污吏。酷吏文化作为贪官文化的副产品，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其实外国古代也差不多。
酷吏文化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君。很多文人喜欢把暴君和暴民形容成对立的两极。实际上他们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极端，是同一件事物的不同表现方式。都是对贪官污吏无可奈何之下产生的极端方式。最有代表性的暴君就是当代的毛泽东。
他在无法制止贪官污吏的情况下居然想出了一个绝招。叫做新鲜血液法。把所有的官员都打倒，换上自称的或想像中纯洁的工农兵。从头来过，至少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干净。然后再不断更新，就可以解决这个腐败的问题了。遗憾的是他的试验失败得比他自己想像的还要快。工农兵官员贪污腐败的速度比革命老干部还要快。
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毛泽东很清楚，但他不愿意做。这个办法就是西方人发明并且实行了几百年的民主制度。古代制度的不成功，根本原因就是监督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古代的反腐败制度叠床架屋，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还是失败了。根本原因是无法监督一个互为亲戚朋友师生的官场。无法解决官官相护的问题。
而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一个很大的也似根本的制度，就是把官场分为至少两个不同的部分，互相监督。这个方法很像监狱里用贼来看贼。警察们即使不是正人君子，也没有贼的门道多。历史的经验就是用警察看贼，即使有监狱作辅助工具也不是很成功。给一部分贼以一定的利益，让他们来看另一部分贼。由于都是内行，谁也别想在谁面前玩花招。
民主制度就是仿照这个经验。把官员们分成利益相反的至少两个以上的集团，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监督。老百姓也好，媒体也好，都不那么专业，就像监狱中的警察一样不可能很有效的监督这帮专业的贼。只有相互差不多专业的官员们互相监督，才是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的有效方法。
把一个官场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分裂的官场，这是解决腐败无能的根本方法，或者说是不二法门，但是官员们就失去了升官发财欺压百姓的特权。在推翻政权重建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到，就像美国建国时候建立一个完全新鲜的民主制度那样，或者日本德国战败后在美、英等国强迫下，也比较容易做到彻底改革政治体制。
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平演变就不那么容易了，没有巨大的魄力和非常的手段就不可能成功。我们大家自然对和平演变抱有极大的希望，但中国的老百姓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和平演变这一个篮子里，还是要准备好推翻这个专制政权，重头做起的准备。反正这个政权已经摇摇欲坠，支撑不了多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