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得了怪病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们得知毛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一九七四年以后，毛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著，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 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建议，毛同意再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张玉凤提出，听说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好，最好请来看看。这很好办，只要肯检查，找那里的医生都可以。我通过卫生部从成都四川医学院请来了四川省立医院的罗医生。他们二位到北京后，都住在三０五医院里。
在这期间，毛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报告。毛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０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uron 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 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
我问张，这种病的预后如何。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因为喉咽、舌瘫痪，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最好早点安装胃管，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吞咽困难，食物和水易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引起肺部反复感染。最后阶段，无法吞咽，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肋间肌肉麻痹，病人无法呼吸。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只能稍微延长病人的生命。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可能因摔到而导致骨折。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一般的医生都难于弄清楚。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向汪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汪说：“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不相信。他说：“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汪说：“你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叶问得十分仔细。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很快了解了病情。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如果还有别的眼病，治不好，顶多就是看不见，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他也很快知道了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据化验员分析，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亳升的血。周想做手术，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原来毛已有话在前，不同意做手术切除。没有毛的同意，周不敢开刀。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没有人向毛报告。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让她向毛说明情况，争取毛同意。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因为不是医生，没有“医生专吓唬人”的嫌疑，而且尿血是她在检验，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李向毛说明以后，毛同意了。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０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说：“这说就是绝症了。”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周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尽管中国方面努力收集美国对肌肉萎缩症的治疗资料，没有外国医生替毛做过检查。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到三０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张沅昌特别强调，目前病变的范围涉及控制喉、咽、舌、右上下肢的运动神经细胞，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立刻就会呼吸停止，有生命危险了。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行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成都来的眼科医生一同随行。神经内科医生回原来的医院侍命。
我愣住了。毛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研究治疗的办法还未讨论完毕，医生们也得写报告，而且仍未决定如何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毛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耳鼻喉科医生也应该去。也要带上内科医生、急救器材和气管插管（以防毛呼吸困难）。我跟张费尽唇舌解释以上各点。
张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乘专列前往武汉。
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但毛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总转告我毛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传话，要毛见见医生，接受治疗。
毛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他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主席说他患了绝症。我的工作是延长毛的生命。
毛看到这个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已，起不了好作用。毛认为自已没有大的毛病。他想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在武汉曾因受凉引起声带炎，说不出话来。我同他解释，这两种病不同。但是毛并不相信。他只同意眼科检查。
毛照例和眼科医生说了笑话，态度很客气。但说话不清楚，没有人听得懂。
眼科医生诊断毛得了白内障。
毛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掉，才能看出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毛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他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从此以后，毛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我真坐困愁城。万一毛出了状况，我得负全责。心情低沉，辗转难眠，食而无味。我自觉对毛健康尽心尽力，毛却认为我们庸人自忧。我又跟汪东兴解释了武汉行前我和张耀词说过的话，另外要汪找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加入医生组，以防毛有骨折情形。汪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湖北省委在武汉医学院（即原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组成了一个以耳鼻喉科、外科和麻醉科医生为主的急救组。但武汉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见上毛一面。
很多人都不相信毛病了。在武汉的时候，毛接见了菲律宾总统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李先念陪同。王海蓉和唐闻生也来了。她们发现毛口齿不清，常流口水，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告诉她们，毛已经有了重病。她们说不像啊。唐闻生说：“主席是个怪人，得了这么一个怪病。”
毛在武汉期间，江青在北京。江仍在大张旗鼓，全力攻击周恩来。江权势日大后，自比为武则天。报刊上开始大加吹捧武则天。江青为了见马可仕夫人，特别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这套打扮难看极了。后来江青自己看了也不像样，没有穿。毛有没有从中阻止，我不得而知。但王海蓉和唐闻生告诉我，这些事她们都同毛说了，毛没有作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