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

作者:高淑玲 发表:2012-11-03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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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人在梁陈诗人对诗律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律诗和绝句这两种新诗体,从而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唐代诗人辈出,灿若星辰,为“诗词唱和”现象和大量“唱和诗词”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础。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岑参、王维各一首)《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杜甫)《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王维)可算是“和诗”中较早的作品。贾至,字幼邻,洛阳人。玄宗奔蜀时拜中书舍人,司草拟诏纸之职。肃宗即位灵武,贾至为玄宗草拟传位肃宗册文。长安收复后,干元元年春,肃宗曾于含元殿大赦天下以示庆祝。贾至有感作《早朝大明宫呈省僚友》诗。一时唱和的人很多。岑参、王维、杜甫等都有和作。“和”,这里指以诗相酬答。“奉和”,就是“奉命和”。“奉和圣制”就是“奉命和皇帝的诗”。前人评贾至、岑参、王维、杜甫四人的早朝诗,各有所见。纪昀评论说:“四人早朝之作伟丽可喜,不但东城所赏子美‘龙蛇’、‘燕雀’一联也。然京师喋血之后(指安史之乱攻破长安),疮痍未复,四人虽夸美朝仪,不已泰乎(未免过分)?”纪昀的意见是四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太过分了。

这些唱和之诗,因其思想内容过于狭窄、雷同,只在当时起到虚张声势的作用,没有太大的社会娱乐和启示功能,因而鲜为人知。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看似盛唐余韵的“诗词唱和”现象,其实却是盛唐文化孕育出的又一朵“奇花”。

从贞元中期到元和年间的中唐诗歌,是继盛唐开元、天宝之后的第二个诗歌创作高峰。与大历时期一样,贞元前期同样处于大乱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诗风也与大历相近,但向往中兴成为士人们的普遍心态,产生社会变革思潮,促使诗人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多元发展,直接启示了元和诗风的到来。诗到元和体变新,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有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他们率领一批新的诗人写新乐府,作诗尚实、尚俗和务尽。同时有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孟诗派,不平则鸣,作诗尚怪奇、重主观,直接影响到了李贺等人,开创诗歌创作的新天地。

元稹与白居易相识之初就有酬唱作品。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都是与元稹的唱和之作。两人在遭谪贬后,仍酬唱不已,而且多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元白唱和遂成为影响较大的文学史现象。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元稹所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和感受要更亲切实在一些,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以垂死时突然坐起,形容骤闻噩耗时的震惊,真是动人心魄。

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但却是他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在当时兴起的新乐府的创作活动中,元稹的这些讽喻诗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有一部分新乐府诗仍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而且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思想性),以及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艺术性)方面都不及白居易。所以,对于中唐“新乐府”诗,我们见得最多的仍是收在《白氏长庆集》中的“新乐府”,而对于收在《元氏长庆集》中的“新乐府”却不甚了了。然而,元稹与白居易在诗歌酬唱方面配合之默契,影响之大,在文学史上却是罕见的,堪称“绝配”。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唐诗坛有才气的诗人不亚于盛唐,“唱和诗”也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而且出现了专门的“唱和集”,如刘禹锡与白居易、令狐楚的唱和应酬分别编为《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有些《和答诗》集还有“序”。此外,刘禹锡还按《忆江南》曲调填词,与白居易唱和,“唱和词”也渐次出现。

 
到了宋代,又出现了“和古”之作。宋初诗坛沿袭了晚唐五代的遗风。大多数诗人作诗多轻佻浮华,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主要是由这些诗人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生活、地位所决定的。宋初社会安定,矛盾缓和,百姓勤劳,经济繁荣,四海之内,国富民泰。赵氏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降王降臣、官僚地主集团,有意拢络,优奉厚赐,致使新旧官僚地主都志得意满,沉醉于骄侈豪华、轻歌曼舞的生活之中。为了粉饰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诗赋,君臣同乐,彼此唱和,粉饰升平,歌功颂德。宋诗便在这轻佻浮华蔚为成风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但是也不尽如此,当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诗歌流派,如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尤为深远。

在宋真宗朝诗坛上出现了西昆体。西昆体的名称是杨亿编辑《西昆酬唱集》而得的。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秋,杨亿等馆阁之士受命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后被称为《册府元龟》)的巨著,他们集于朝廷藏书的秘阁,在编纂《册府元龟》的同时,经常吟诗唱和,后来杨亿将这些酬唱之诗,编辑成书,取名《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收录了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的唱和诗二百五十首。其中的作者因而被称为“西昆诗派”。西昆诗派以学习晚唐李商隐力图矫正诗坛上平弱浅露之习为极则。西昆派诗人写诗的特点是:在形式上模拟李商隐。多写律诗,酬唱而作,题材贫乏,缺少社会内容和真实的生活感受,写“太平诗”,陶醉于帝都生活。《西昆酬唱集》刊行于世后,风靡一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西昆酬唱集》中的作者都是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还是文学侍臣,由于地位高,影响自然也大。

苏轼晚年在海南写了一百多篇和陶诗。苏轼在《与苏辙书》一文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东坡续集》卷三)。可见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程度。这些和陶诗篇,从多方面真实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生活,以及海南的景物和民俗。这些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在自然平淡之中蕴藏着深厚的诗意。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和陶归园田居》、《和陶劝农》等。这些诗风格与陶渊明作品近似。其中的诗有飘逸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前人往往将这类和陶诗推为苏诗艺术的极峰。

由此可见,“诗词唱和”现象自唐朝出现以来,在文学史上已蔚然成风,由此产生的许多“唱和诗词”还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它们相映成趣,当之无愧的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下面就“唱和诗词”在艺术上的一些特点作一点儿归纳:

1.“唱和诗词”在形式上后写者往往刻意模仿先写者。如贾岛的《寄韩潮州愈》在写法上(形式上)就有意模仿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辑录比较如下:

《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浸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据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上书谏迎佛骨入宫,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赴任途中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传到京城,贾岛读罢就写了这首诗寄给他。这两首诗从形式上看同属七言律诗,韩愈先写,贾岛后写,并且贾诗在语言上照应韩诗之处也很鲜明。可见贾岛有意模仿韩愈。所以贾诗应是韩诗的和诗。

又如: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词”——《忆江南》,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辑录比较如下:

《忆江南》(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忆江南》(刘禹锡)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白词写出了江南风景的绚丽,刘词写出了江南女子的迷人。而从词的形式(格式)上看,却是完全一致的。

2.“唱和诗词”常有“比较”之意,一般取上乘流传,也有唱、和俱佳者。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是酬唱诗的上乘之作,流传很广,却很少见有人提及白居易的“赠诗”。辑录刘诗内容如下: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此诗显示了刘诗善于化低回哀婉之音为慷慨激越之韵的一贯风格。就因为此诗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名句,能给人更多的启示和激励,所以相比之下,白诗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王昌龄与王之涣的唱和之作《出塞》则都是上乘之作。辑录如下:

《出塞》(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出塞》(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昌龄的《出塞》,是一首传诵不衰的名作,前人评论认为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之涣的《出塞》,“此诗一出,就被人传唱”。据《集异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旗亭饮酒,适逢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看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当三个伶人分别唱了王昌龄两首诗和高适的一首诗后,王之涣指伶人中最美者说:“此子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诸公争衡矣。”该妓果然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三人大笑,饮酒竟日。这就是有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却说明此诗在当时已成为传唱的名篇。

3.“唱和诗词”因创作内容相连属,在创作时间上往往距离较小,但也有“和古”之作。如前面“文学史”部分提到的贾至与杜甫、王维、岑参等人的唱和之作,“刘白”“元白”以及“艺术性”部分提到的“二王”唱和之作,都属于时间距离较小的唱和之作。而《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以及苏轼的“和陶诗”,就属于“和古”之作了。

4.“唱和诗词”多为交流思想,表达友谊,切磋技艺,催发诗情,或渲染气氛,虚张声势而作。题材相对狭窄、雷同,作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许多“唱和诗词”我们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全然不知。如唐朝诗人韩翃与友人程近唱和而作的《秋夜即事》,韩诗更为人称道;“元白”唱和而作的五十首“新乐府”,白诗更为流行;陆游与唐琬唱和而作的《钗头凤》,“陆诗”更为流行,而“唐诗”却鲜为人知。附:《酬程近秋夜即事见赠》(韩翃)/长簟迎风早,空城淡月华。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节候看应晚,心期卧已赊。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这首诗是作者家居时和友人的酬唱之作。诗中描写秋夜景物,不但有色,而且有声,具有一种清淡之美。为了酬诗,竟忘了睡觉,可见友情之深。而对于那些全然不知者,我们也就无从论及了。

5.“唱和诗词”有别于“同题”之作。前者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勾通,就是“和古”之作,也往往是建立在与古人情趣相投的基础上。读者往往能从作者们的唱、和诗词中寻找出他们相同或相近的人生情趣。后者则追求题材的相同,在形式上和表达思想情趣的相关性上,都不象“唱和诗词”那样有“形影”相随般的效果。如:林黛玉与薛宝钗的同题词作《唐多令·咏柳絮》(林黛玉)和《临江仙·咏柳絮》(薛宝钗),就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唱和之作”。现辑录展示如下:

《唐多令·咏柳絮》(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毬。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临江仙·咏柳絮》(薛宝钗)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两首词同是“咏柳絮”,但形式不同,思想情趣也风马牛不相及,只是题材相同而已。

白居易有“醉听清吟胜管弦”语,虽然“诗词唱和”受时代气氛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但纵观我国文学史,文人雅士不失时机的诗酒交欢和往来酬唱,仍然给他们的人生平添了许多动人的情趣,由此产生的大量“唱和诗词”也当之无愧的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道奇观。

 

来源:人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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