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长满高科技羽毛的鸟儿们都聚在一起？
19世纪末，现代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了“为什么同类型工业的企业通常在地理上彼此相邻”的问题。他说，距离上的接近会催生出一些“无形中”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个想法会被他人所接受并且与他们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因此这个想法也会成为更加长远的想法的源泉。”
马歇尔曾经一直在思考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制造业的问题，但是他的想法同样适合于2010年代的IT企业。硅谷是许多工业巨头之家，而那些怀揣梦想的新兴企业创立者们则不断朝着加利福尼亚北部前进。马克·扎克伯格在他一得到机会后立刻离开哈佛去了帕罗奥图。其他人则争先恐后地涌向更新的IT中心，例如柏林、伦敦、墨西哥、纽约和特拉维夫。
经济理论显示出四个为什么同类型工业的企业最后处于同一地区的理由。第一，某些可能取决于自然资源，例如煤田或者港口。第二，企业的集中能够创造一个专门的劳动力资源，这对工人和雇主都有利：前者有望找到工作，后者则有希望找到员工。第三，附加交易不断涌现以提供专门的原料。第四，想法不断从一家企业涌现传递到另一家，就像马歇尔观察研究到的。但同样也有一些鼓励企业分散的力量存在。其中之一就是将产品运输至分布广泛的顾客手中的成本。另一个则是租金，当企业集中在一起时租金就会相应提高。
你可能想象到通信和计算机成本的急剧下降可能推动IT企业互相距离越来越远。自然资源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互联网联接。在线交流的简易性应当使他们的工作人员对为了工作，应对客户和供应商，或者交换意见而聚在一起的需求有所减少。新兴的企业实际上可以自主选择他们的地点。这看起来对于地皮昂贵的硅谷是不利的，对不仅是价格高昂而且缺乏加利福尼亚的高科技历史传统的伦敦和纽约同样不利。柏林的成本倒是较为低廉，但欧洲有大量的成本更低的地区可以选择。
然而尽管你可能发现所有形式和规模的科技企业几乎到处都是，但是较小的企业特别喜好聚在一起。Trulia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将这主要归功于大量技术劳动力资源的持续吸引力。他说：“一种工业对靠近自然资源，它的供应商或者它的客户的需求越小，那么它越有可能集聚在它的工人愿意生活的地区。”
磁聚因素
对于科技工业，工人愿意生活在工作地（例如硅谷）或者在有活力的城市（伦敦、纽约、柏林或者可能是旧金山）。在Wooga这样一个柏林的在线游戏公司，250名员工来自于35个国家。据公司创始人也是首席执行官的延斯·贝格曼说，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甚至在离开家以前就签好了合同。效力于莫斯科的一个新兴企业的合作和会晤场所“数字十月”的德米特里·列宾说“对于一个在附近地区学习的大学生来说，搬到莫斯科是一个明智之举。”即使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也可能造就一个不同。拼车平台的齐莫先生说他将他新开办的公司仅仅从帕罗奥图搬到了50公里以外的旧金山，因为当时公司的20位员工大多都生活在那里（现在他有32位员工）。
就编程人才而言，Yelp的斯托普尔曼说，硅谷的地位无可撼动。硅谷足够大也足够有资历去容纳一批又一批的工业集聚，从半导体制造商和圣何塞的网络设备供应商到谷歌和北部较远的脸书，再到大批旧金山的新兴小企业。甚至在城市内部，各区之间也遍布各种企业：南部市场，或者说是有着大量较小新企业的SOMA；设计区，那里坐落着Airbnb和占据较大地产的Zynga游戏公司；还有作为云储存公司Dropbox的基地的贝申湾。
新兴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他们也需要资金和建议。为数据科学家们开展在线竞赛的Kaggle公司的安东尼·戈德布鲁姆，今年将他的公司从墨尔本迁到了SOMA区。戈德布鲁姆（他曾一度在《经济学人》做实习生）说，加入一批集聚“让机缘凑巧成为可能”：他能有更多的面谈，这常常比电话或者电子邮件更加富有成效，而且这也提供了一个偶然引起某位，比如风投家的兴趣。当然，风投资本也构成硅谷的另一种集聚形式。
人员的更替和资金的流动同等重要。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的监管者布莱恩·麦克伦登说，他在硅谷工作的24年里有22年都在一里的范围内工作着：先是在Silicon Graphics公司，后来是在他自己的公司，锁孔地球。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现在占据着Silicon Graphics公司之前的本部。他说“Silicon Graphics公司员工的流散造就了许许多多遍及硅谷的各个公司……作为一个流散社群，我们互相交流，互相联系，互相聘用，也互挖墙角。”谷歌已经有了它自己的流散社群。
投资、成功、失败和更新换代的循环造就了硅谷本身
在硅谷，人们与最后一个想法也如此接近。“在如此小区域内暴露出的想法可能领先世界其他地方很多年。”斯托普尔曼认为。“你经常是在之前刚刚想到的想法之上工作。如果你试图建造下一个事物，尽早接触外界相关的信息有很大帮助。”这听起来像是马歇尔所想的。
其它集聚焦点能赶上硅谷吗？纽约，伦丹和柏林都可能有两个优势。一个是他们地盘更大，因此对年轻人比旧金山更加有活力和吸引力，更不用说那些在通往圣何塞途中的更小的地方了。查德·迪克森，一个本部位于布鲁克林的在线手工艺品和“复古”商品的在线市场Etsy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开玩笑说，在旧金山“所有东西都接近10点整。”
另一个则是他们有一个更广阔的工业池，所以这里的公司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对于许多企业来说，这种多样性是无价的。“这不仅仅是工程人才，”纽约方正的老板丹尼斯·克罗利说，“你可以在各处找到他们。我们可能有一大群工程师，但我们也拥有一帮制造人才。”
当2003年谷歌开始将工程师投入它在纽约的分部时，此处的编程池变得更深了。一些毕业生开始在那里成立新企业或者加入其中。教育和合作企业General Assembly公司的马修·布瑞姆解释说，自从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更愿意在新兴企业工作；华尔街的吸引力下降了。在伦敦新企业工作的人们也认为谷歌和其他大型企业的存在是一种福利。一些人认为城市的广告和金融业具有同样的好处，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是员工方面的潜在竞争者。
至于资本方面，纽约和伦敦有它们自己的风投庄家。大量的欧洲企业也得到来自伦敦的资金服务，而且伦敦和硅谷也像当地投资一样活跃于以色列。欧洲对投资者是否足够小道感受到距离上接近的好处？伦敦的红点风投公司的亚当·沃辛是这样认为的。“我今天在柏林醒来，早上9点到达办公室。”他说。他的同事，菲利普·波特尔补充道，在交通堵塞的日子，从旧金山到圣何塞能花掉3个小时。
更年轻的集聚点也设法唤起马歇尔所说的“在无形中的一些东西”。 出版音频文件的网站SoundCloud的亚历山大·杨 被德国资本的“科技与艺术的强烈交叉”和“创造性的纷乱嘈杂”从斯德哥尔摩吸引到柏林。他在这里的新兴企业中看到了一种“互惠的感觉”：他的周末活动是“试图为人们提供建议。”。
几乎每一个集聚点都有自己的合作空间，加速器和孵化器，在那里那些只有两三个人的极小型企业可以肩并肩地合作。空间的提供者可能提供权益或者仅仅是用来工作、会面和学习的地方。这也有常规的活跃集会，比如伦敦的硅谷酒会，在那里人们可以分担烦恼，借酒浇愁。
过去成功的资本也正在被循环利用，通过诸如伦敦的Passion Capital公司的Stefan Glaenzer，柏林的企业家克里斯托弗·梅尔，现在在北京运营创新工场的前谷歌执行官李开复这样的投资者们。英国高科技领域的观察者们都等着看麦克·林奇，这位Autonomy公司的创始人和前老板，将如何运用在惠普公司收购他的软件公司中赚到的钱。今年五月份，惠普公司将他推出局。
没有什么可以真的像硅谷一样
但是没有别的地方会看到造就了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的IT工业的投资、成功、失败和更新换代的循环，所以到现在为止也就没有其他地方拥有硅谷的规模和弹性。一些人始终在询问是否其他的循环系统能有力量挺过像1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那样的事情。它们可能会，但直到灾难发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对于像伦敦和纽约这样巨大又富有多样性的城市，这可能无关紧要。它们有其它的优势。而许多其它城市也可能打算去发现它们也不知道自己拥有的优势。不是人也不是金钱，而是存在于城市中无形的一些东西：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