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据达县地方志统计，1953年至1958年，年平均死亡10,858人；1959年至1961年平均死亡21,268人，增加10,410人。即饿死人数三年达31,230人。据2004年统计，全国县级行政单位近3千个，如果以此推算，饿死人数就更惊人了。
三年大饥荒，毛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后来一些人又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我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人祸。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大国，干旱、洪灾是经常发生的。就算是旱灾所谓时间长，灾害严重，如果没有“人祸”也不致死人，更不要说死几千万人。那么人祸表现在那些方面呢？
1、首先是大跃进疯狂的浮夸风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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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亩产不断“放卫星”，千斤，万斤、几万斤、十万斤，完全是天文数字般的吹牛，但是领导人居然也相信这些天文数字，甚至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居然也相信。既然全国的人民公社生产这么多粮食，社员哪里吃得完！于是按这些天文数字征购公粮。而那时的实际产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例如达县的粮食产量基本是逐年下降：57年粮食总产量63,385万斤，58年61,709万斤，59年34,882万斤，60年35,761万斤，61年34,848万斤。粮食产量大幅度的下降，反而将粮食大量外调，四川“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作者：林雪 来源：《中国文史精华年选》）所以国家征购公粮后，公社、大队、生产队基本上没有了粮食，即使剩下一点的是不合国家粮库收购标准的劣质粮食，另外剩下的是国家粮库不能收购的红苕、洋芋——就是这些鲜粮也被征购相当部分，用于乡镇、小城市的居民用粮。所以，这些零星的剩余粮食哪够社员活下来！
2、大力推行深耕密植生产技术使粮食大量减产。
大力推广违背科学的深耕、密植生产技术使粮食大量减产。深挖地，高密植到极至。土地表层的肥力比下层的肥力更好，可是要求深挖地，深挖沟，把表层土壤压在下面，深层土壤翻到上面，施肥跟不上，桩稼能长好吗？而高度密植的后果使禾苗不透风、泛黄、倒伏，甚至枯死，所以这种完全违背科学的种植技术在全国推广后，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使粮食的亩产量在相同的天气情况下大大减产。
3、荒诞的“早请示，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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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侵入日常生活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每天早晨上班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方法；一天工作结束后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大致流行于1966年至1971年间，林彪事件后，个人崇拜思潮开始低落，“早请示，晚汇报”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仪式终于隐退。
1967年，我在包头406工地施工时，车间里有一个“宝书台”和一方“红墙”。“宝书台”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台子中间是一尊巨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白色石膏全身雕像，台面四周整齐地排列着“红宝书”。“红墙”是“宝书台”的背景。在一方墙上画一个蔚蓝色的大海洋，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光芒四射。一艘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有的工地则用红绸布织成一个红色的大海洋，用蓄电池制作闪烁的背景灯光，旭日东升，浩浩荡荡，蔚然壮观。“红墙”两侧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巨幅“红色标语”。
那时，我们每天早晨上班前，人人右臂上佩戴鲜艳夺目的造反组织的红袖章，个个胸前佩戴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煞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记得施礼的程序是：全体肃立，向毛泽东三鞠躬；高举右手振臂高呼“三忠于，四无限”；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或“老三篇”；跳“忠字舞”；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由造反派头头对本车间“革命大批判”和工作进行具体分工，这被称之“早请示”。下班前又集合全体员工，整齐地站在“宝书台”前进行“斗私批修”。每个员工必须针对自己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亲身体会，联系自己的活思想，进行“斗私批修”，如果自己斗私批修不彻底、不深入，别人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检举揭发。声色俱厉地对你进行“帮助，教育”。这被称之“晚汇报”。虽然这些程序枯燥无味、让人疲倦、厌烦，但没有人敢于消极应对。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是不能“早请示，晚汇报”的，他们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地诅咒自己。
那个时期，“早请示，晚汇报”属于雷打不动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扰：
1967年冬，我的师傅得了急性阑尾炎，在医院里，已经被推上手术台，医生和护士却都不见了。师傅疼得不行，不得不大声呼叫，但无人理睬。因为所有的人都“早请示”去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忍痛等候。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刻，医生们的“请示”总算结束了。
师傅开刀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说明情况后被免去了“早请示”。但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阑尾炎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当晚还是被迫到“忠字室”去作“晚汇报”。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差不多要20多分钟，师傅为此感到苦不堪言。
还有一个师傅，1967年，他的儿子新婚无房，和他住在一起。那天晚饭后，闹洞房的亲友刚刚散去，儿子和儿媳就上床歇息了。他俩正在嘿咻之时，师娘突然发现儿子和儿媳没有“晚汇报”就睡觉了，气不打一处来，使劲地用手掌猛拍儿子的房门，呼叫他们起来补做“晚汇报”。儿子恋战，不想起，在室内慵懒地回答：“明天再说吧！”出身于“苦大仇深贫下中农”家庭的师娘，对毛泽东充满热爱之情，在门外责骂不停，抱怨儿子忘记了伟大领袖的恩情，是个不忠不孝，不恩不义之徒。儿子不得已起床补做“晚汇报”，但因惊吓从此落下了病根，那活儿再也硬不起来。
1968年夏天，我们到包头郊区参加抗旱，在炎炎烈日下干了一上午，大家饥肠辘辘，好不容易盼来午饭。没想到众人在田头狼吞虎咽刚吃了几口，有一个同事失声喊道：“哎呀，咱们还没请示汇报呢！”，“饭场”顿时静了下来，大家都看着随队的政治指导员。只见指导员狠狠地盯了那位同事一眼，说：“那就等请示汇报完再吃吧！”于是把一枚毛泽东像章放在一个小树杈上，大家重新列队对着毛泽东像“请示、汇报”，然后才吃饭。
那个时期，许多家庭里也在贯彻这样的礼仪，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地涌过来了。但家长还是要说：大家来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吧，于是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并加以番薯、地瓜、菜叶等等，要节约闹革命。”
1968年，忠字风已吹遍了全国，到处都写着大幅标语“忠不忠,见行动”。我正在上初小的妹妹一天放学回家来，嚷着要妈妈给他做忠字牌，忠字牌也就是一块比乒乓球拍稍大一些的带柄的木牌，上面写一个忠字，每天举着去上学，否则老师不让进教室。我家去哪找这种木牌呢？妈妈一时想不出法。过了一会儿，妈妈去厨房做饭，忽然看见了灶台下撮煤灰的木板，灵机一动，马上将木板洗净，烤干后裱上红色蜡光纸，然后端端正正地贴上一个金色的忠字，忠字牌便做成了。从那天起，妹妹便昂首挺胸地举着那块木板去上学了。
“早请示、晚汇报”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基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仪式消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的类型。
迄今，那场怵目惊心的“红色政治风暴”虽然已经过去40年了，但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人，对“早请示，晚汇报”仍然记忆犹新，感到铭心刻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