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是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俄总理梅德韦杰夫称斯大林及同时期的苏共领导人发动了对人民的“战争”，并指称这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注意“战争”这个用词，“战争”不仅仅是“政治迫害”，如果说政治迫害着眼于“改造”，那么战争则着眼于“消灭”，战争需要谋划需要组织需要分工，是一门“理性”指导下的蓄意行为，而且调动的是整个国家资源。其恶性显而易见。
最近看《苏联往事》，大量珍贵翔实的历史镜头证明从十月政变成功开始，到斯大林老死这段时间，清洗就从未停止，列宁堪称清洗的开山鼻祖，斯大林是集大成者。而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公开声称斯拉夫人是垃圾应予清除的言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极权体制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攻性，纳粹是一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曾经认为希特勒是马克思的编外弟子，没有得到社会主义的真传，他认为垃圾人口当然需要清理，但应该是基于阶级阶层，而不是种族。纳粹四处侵略，开拓所谓生存空间，导致欧洲血雨腥风，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是典型的进攻性极权主义。
这样说不意味着另一种极权体制就是爱好和平的。战前与纳粹协议瓜分波兰，制造卡廷惨案嫁祸于纳粹，入侵芬兰，战后唆使金日成挑起韩战，古巴导弹危机，扼杀布拉格之春，多次在中苏边境挑起战端，入侵阿富汗，可谓恶行累累。
因此说极权体制具有进攻性绝非浪得虚名，但罹难者多是国人也是事实，回看历史，就会发现此体制是一种标准的自残式体制。谁跟他认同感越强，就被整的越惨。
苏联的溃散和我们自身的痛感让我们慢慢看清，这个体制对自己国人的摧残伤害先于对民主政体的威胁挑战，而且它赖以挑战民主政体的所谓“辉煌成就”基本上是以对自己族群的伤害为前提。他的成就越辉煌，屁民的命运就越恓惶。而这根本不是发展必须的对价，而是维护权力处心积虑的手段。
短期看，极权体制可以集全国之力，不计代价去攻克某些难关，完成一些大项目，但如果放眼长远，就会发现其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它把人工具化看待，最终人也将被驯化成没有创造力的工具。而创造力是竞争力的源泉，因此极权体制不是民主政体的对手是一目了然的。这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不做横向比较，那对极权体制是一种赤裸的羞辱，即便纵向比较，抛开几个集全国之力攻克的大杀器或面子工程，在民生领域你会发现他们号称发展了几十年却刚能解决温饱问题，与清明上河图上的景象相比也丝毫不占优势。
在民生领域，极权体制基本上原地踏步，当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厨房辩论就显示了这种尴尬。在苏联一直流传一句口头禅：面包会有的，土豆烧牛肉也会有的。这跟拆那人见面习惯问候“吃饭了吗”一个意思。
极权体制就像个陀螺，要想不跌倒，就需要不停的旋转，要旋转就需要外力不停的抽打。
而手持鞭子的人就是那些领袖。整个体制，只有领袖可以超脱这个体制，不被其束缚，可以调动起一拨人整治另一批人然后时机成熟像菩萨一样现身充当仲裁者，可以在饿殍遍地时被下属劝着吃红烧肉。
陀螺的旋转有个特点：移动的距离很短，但旋转的速度很快，基本上属于原地打转。除了少数几个领袖，所有国人都是这个陀螺的部件，既看不到抽打的人，也会对这个体制进步的速度产生错觉。
民主政体与极权体制共存的时间越久，极权体制的先天不足就暴露的越充分。一个与民主政体竞争失败的极权政府，侵略之手慢慢都会收回来，转而把手放在同胞的脖子上并且慢慢勒紧。即从外斗转为内斗，清除不满和怀疑者，来保持团结。无论苏联还是纳粹，都是如此。
更确切的说，极权体制是个花瓣陀螺。每个人都是一个花瓣，领袖通过组织的力量，用绳子把所有花朵捆起来，捆成一个陀螺，然后就抽打让它旋转。在这一过程中，随时把某些花朵剥掉，花朵越来越少，要维持旋转，只能抽的越狠，可抽的再狠，终有转不动的那一天，最后陀螺会自动溃散。
当然某个花瓣被剥掉，有时根本是随机的。不一定都是离心的花朵---但离心的花朵在劫难逃是必定的----它只是需要不停的剥离，需要剥离造成的恐怖气氛。因此这种自残还具有某些无厘头的特性。
极权体制从其诞生之初，就显示了它无所不敢毫无底线的特征，而且越艰苦越疯狂，这一点俄罗斯人用了整整70年才摆脱，又用了18年才得以从容的梳理这段历史，08年俄罗斯人拍摄了《无畏上将高尔察克》，镜头下的苏维埃对沙俄精英几乎一网打尽，沙皇被族诛，无论妇孺，无一幸免。在另外一个国家，一个领导因为投敌叛变革命，也被另一个领导指使斩草除根。多么相似的情节，都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代。也许放在皇权时代，这不算最残酷，可却发生在启蒙运动几十年之后的20世纪，尤其考虑到实施这行为的人曾宣誓要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的确显得有点荒诞，一个连无辜孩童都不肯放过的人，是为了谁的自由而奋斗？
但我不认为当初他们的宣誓是假的。他们也曾是热血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然而当他们加入革命洪流并掌权之后，幸存下来的他们已然变得非常可怕。对所在国而言，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而且这种悲剧只有在这种体制坍塌之后才能真正为人看清。
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好”的领导，是无意识消极的作恶，一个“坏”的领导，是有意识积极的作恶，他们之间的差别仅此而已。事实上，这些“好”的领导在极权体制初期几乎不可能走上最高位置，他缺乏那种残忍独断阴狠的“领袖魅力”。他们倒是有可能存在于“后极权体制”之下。
斯大林无疑属于后者。他杀人太多，而且相当恣意。战后他自诩解救了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但事实上巴巴罗萨之前，他一直是希特勒的同盟军，而且耐心传授大清洗的经验，方便纳粹清洗犹太人，战后又以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不忠诚为由，将之整体性驱逐到中亚，而且不让带生活物品生产工具，锁在闷罐车里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他只是把这作为杀人的方式。这是对非斯拉夫人的迫害，背后肯定有种族清洗的诱因存在。
但他对斯拉夫人，也就是苏联的主体民族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大清洗时期，保守估计有不少于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十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他五人中四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此外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也遭到清洗。这也正是俄罗斯政治受害纪念日的来源。
同样是大清洗时期，他派军人抢夺乌克兰人的粮食，人为造成大饥荒，饿死750万人，转而把夺来的粮食供应给纳粹以资军用。他在履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友好互助条约时是模范的守约者。这与他一贯背信弃义的行为颇不一致。而他做这一切只是因为觉得乌克兰人有点多了。后来同为斯拉夫人的乌克兰带头独立造成苏联分崩离析，部分原因也在于此。
但把这一切罪恶都归在斯大林的身上是不公平的。把这仅仅归咎于个人邪恶更属于皮相只谈。应予反思的是，为何是斯大林这样的恶棍得以脱颖而出？或者说这个体制为何选择了斯大林这样的恶棍？或者更准确说这个体制为斯大林这个恶棍脱颖而出提供了那些便利条件？同样值得反思的是为何斯大林恣意作恶而不受制约？
往事已矣，受害者和作恶者都已经化为尘土，但历史不应该成为和事佬，死难者应该被纪念，作恶者应该被鞭笞。同时要做体制反思，前车之覆，以为后车之鉴。
一个民族受难的历史，也为一些平庸政客成为伟大政治家提供了契机。只要认清潮流，抓住时机，志存高远，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其英名就可能被镌刻上历史的丰碑。
我们看谁能抓住历史的机遇？这样的机遇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冷锋不知所言于一箭阁
2012-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