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历史对政治人物的任何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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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不断下滑，现在仅剩下13%。马英九曾任蒋经国秘书多年，蒋身教言教，是马的政治启蒙师傅。大体说来，马英九清廉自持，节用权力，力矫他的前两任李登辉和陈水扁滥权贪腐之弊。但他用人不够开阔，做事缺乏决断，这两点徒就不如师了。
蒋经国主政时期，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年轻时身着戎装的蒋经国 （看中国配图）
坏，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原来的友邦纷纷转向大陆，最后连台湾依赖最深的美国也投向北京，台湾的国际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好，台湾当时还是一个低开发地区，有很多事情可做，做出任何一点成绩，都能得到民众的赞扬与支持。内部的强固，可以抵挡外部的冲击。于是，蒋经国开始了他在台湾的大事业。
首应提到的，是“十大建设”，包括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化工业和核能电厂等等。有些项目，今天看来也许无甚了得，但在40年前都算先进事业，为台湾的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在推动“十大建设”的过程中，有些事可见蒋经国用人行事风格之一斑。譬如，他征召开纺织厂的企业家赵耀东筹办大钢厂，赵说，不是他不愿干，而是没法干，因为大钢厂虽属首创，但仍是“国营事业”，用人用钱都要受“国营事业管理法”的约制。他按照官定的待遇延揽不到第一流人才，他按照官定的标购程序也买不到第一等材料。蒋经国当机立断：大钢厂可特准不受现行法规约束。
赵耀东有位“把兄弟”是炼钢专家，赵登府请他出山相助，对方抵死不从。赵噗通一声双膝跪下，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对方也跟着跪下，算我对不起您，给您赔罪了。两位“半百老翁”相对而跪半小时，赵耀东赢得“最后胜利”。
赵耀东从此以厂为家，身先士卒，用人唯才，采购物料绝不接受关说、收取回扣。大钢厂成为台湾最赚钱和最有效率的公营事业。赵耀东后来担任过“经济部长”和“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退休后在养老院终老。
蒋经国政府中有很多财经大员，如李国鼎和孙运璇等人，都担任过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或行政院长，对建设台湾贡献卓著，他们退休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手无股票，住在公家宿舍，靠政府一点顾问津贴过日子。
蒋经国的施政原则，政府帮助企业界赚钱，但官员不能和企业家“打成一片”，以维政治风气之清明。他不是只要求别人，而是自己也以身作则。当时有位立法委员，是他莫斯科大学同学，平时会在一起喝酒聊天。但此公应一银行之请，挂名担任董事长，蒋立即与他划清界限，不再往来，以免外界猜测他与金融界有何瓜葛。
蒋经国深知金融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财政部长”徐立德接事时，蒋叮咛他，凡事都要想到百姓的生活。后来一家有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出了问题，前后任“财政部长”徐立德和陆润康双双解职。
因为重视民情，所以蒋经国勤访民意，除了经常下乡与百姓面对面接触，有时也“私会”新闻界。
蒋经国做行政院长时，1973年我访问了东南亚各国，回来在报纸上写了系列报道，蒋忽然约见。他说：“读您的文章，知道您很爱国，今天特别请您来，向您当面道谢。”我深觉诧异和不解，爱国乃国民正常的行为，他何必谢我？当然，从好的方面说，一位领导人鼓励国民爱国，或亦为应有之义。两人谈了四十分钟的话，依宾主之礼而退。
1975年我到美国和欧洲访问两个月，回来也写了若干篇文章，蒋再度约谈，当时他的秘书是宋楚瑜，安排从上午11时到12时，“好有较多的时间谈话”。蒋主要问我“还有什么不便写出来的意见没有”。两人隔桌对坐，我独白一小时，他始终不动声色，不知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看法。他的深沉，令人莫测高深。
在蒋经国主政下，“十大建设”加上“新竹科学园区”，使台湾工业在世界市场建立了地位，国际社会称许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也进入“东亚四小龙”的行列。
蒋经国：从强人到伟人（看中国配图）
1987年，蒋经国默察台湾内外形势，宣布解严，一时台湾言路大开。因为台湾在先期做了准备工作，已有较好的体质，所以解严后虽然需要一段适应期，但都平安度过。
蒋经国晚年对中国人真正的大贡献，是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从此打开了两岸隔绝数十年的通道，也才有往后的三通、海协和海基两会的对话、九二共识，以及和平发展的演进。
台湾TVBS电视台曾做过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问大家谁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领导人，结果蒋介石得票9%，蒋经国得49%，李登辉12%，陈水扁8%。常被人误解有“省籍情结”的台湾本地民众，给李登辉的支持度不到蒋经国的四分之一，给陈水扁的只是蒋的零头。
治国如河中操舟，免不了有滩湍之险，就端赖舟子的娴熟技巧。舟子要有好技巧，首先要时时想到这条船。作为一名划船人，蒋经国似乎很在意这条船和船上的乘客——不管他是基于什么原因。
也有人说，蒋经国不可能不想到自己未来的历史定位。够资格作此想的人不可忘记：历史对他的任何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