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引起港人疑惧，港府否认计划设立容许内地人免签证入境的“边境特区”，声称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香港市民的住屋，并非“深港一体化”。然而，由于政府公信力低，政府的声言并不能消除港人的疑虑。在大陆政治环境依然没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之前，港人对与深圳的“同城化”只有恐惧。
香港深圳差距在制度
以“山寨”和“二奶”闻名的深圳，二千万人口中多半是没户口的农民工，血汗工厂构成了深圳最典型的图像。但它却长期被吹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及成功的“中国模式”标准样版。这里权力与资本高度结盟主宰一切，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盖罪恶泛滥成灾。与香港比，深圳最缺失的就是法治。二○一○年，香港政府盈余七百一十三亿港元，深圳政府赤字一百五十九亿元。二○一○年香港GDP为一万七千四百八十一亿港元，征税二千零九十亿港元；深圳GDP为九千五百一十一亿元，征税三千零六十一亿元。香港税收占GDP比例为百分之一十二，深圳为百分之三十二；香港教育预算五百四十亿，医疗预算三百九十九亿，两项合占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广深两地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二百一十三亿元，只占税收的百分之三。
一位网友沉痛纠结地写道：“你在香港、我在深圳，你和我都是打工仔。你每月工资两万多港币，我每月两千多人民币，而你的物价比我们还便宜。你们的警员保护民众，我们警员欺压民众。你们可以游行示威，我们要讨拖欠工资都会被捕。你持香港护照，可去一百四十个国家免签证，我拿着中国护照连香港也去不了...”
跟这样的城市“同城化”、“一体化”，港人能不怕吗？
香港政治化的祸首是中共
香港今天依然是英国人留给中国的一只会生金蛋的金鹅。这一点，中共是深知的。本来，这样一个对中国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地方，中共应该十分珍惜爱护，在一国两制之下，放手让其继续发展繁荣才对。然而，中共对香港施政、决策以及法制、选举等内部事务的干预干扰，却表现得十分过份。就拿国民教育来说，本来，两制之下，港人应不接受中共那一套意识形态的洗脑。但，在中联办及有中共背景人物急于向上邀功而不断的明推暗压下，成为一个霸王硬上弓的政治运动，把内地政治搬到香港来，党国不分，完全脱离了“爱国”教育的范畴。事实上，港人的爱国情感毫不逊于内地人，不仅举国旗上钓鱼岛可证，陈佐洱有关“内地发生灾祸时，香港同胞往往慷慨解囊赈灾”的话亦足以说明；此外，《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也承认：“爱国主义在香港有雄厚根基”。既如此，“爱国”教育在港又有什么紧迫非搞不可的需要，以致官逼民反，引起众多家长师生声势浩大的抗争示威呢？
港府及中联办在此事的强硬，无非证明这场闹剧，完全是挂爱国羊头，卖中共党私狗肉的洗脑运动；是以大陆一制蚕食侵吞香港一制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阴谋。就算成功，香港实现彻底的“大陆化”，也就等于毁了香港经历一百五十年才修炼到的成就！对中国有何好处?!
有网友说得好：“要想实现港人的国民认同，靠强制推行恶法是无法实现的，依靠软性的国民教育也是徒劳的。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遵循世界大势，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人心回归，才会最终实现两岸三地的统一。”
法制和经济根基动摇
法制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是香港以往成功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但回归后备受中共冲击和动摇。中央释法还嫌不够，北京早有改组香港终审法院的意图。近日传媒报道，身兼政协委员的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表示终审法院法官应全数由中国公民出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爱诗更公开抨击外籍法官不了解中国。这是罔顾基本法有关规定，违背一国两制承诺的典型事例，以至前终审法院法官包致金不无忧虑地说：“前所未有的暴风雨已出现！”
经济方面，中共不知节制的干预事例就更多了，不仅电力、煤气、电视、货柜码头、航空，都是政府立法支持的垄断经营，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土地房屋更是被高度垄断操控，使香港的楼价与铺租攀升到全球最贵前列，使营商环境日益恶化，中小企业经营陷入从未有过的艰难境地，也使广大基层市民渐无立锥之地。诚然，垄断并非回归后才有，但何以殖民地政府掌控下，能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回归后却繁荣凋敝，形成大富愈富，中产不保，贫者愈贫？
特区政府持续不当的政策和中共的干预，造成贫富悬殊日剧，成为香港十分突出尖锐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港人积聚的不满和怨愤太多太深，有人发起“香港自治运动”，以此发泄对中共干政的不满，甚至走上街头，高举当年的港英大旗，公开宣称：“我们怀念九七前的一切，举香港旗，是要说给政府知道，以前一切都好过现在！”
社会矛盾丛生，不公不平趋烈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一直认为，香港的回归，只要搞掂有钱人，反对的声音就会少些。自七十年代中共筹谋香港回归开始，出于政治需要，历届外派香港的干部都只周旋于本港大富商之中，对于那些无钱无势的小市民长期忽略漠视。九七以来，不管是土地、劳工或社会福利政策亦只向他们倾斜，使香港的富商阶层与中共权贵集团利益互送，相得益彰，形成严重的官商勾结局面。
党人治港葬送繁荣
特区政府的不济，有人说反映了港官才干之不逮，但曾荫权们是从港英时代直接过渡来的，为何前能而后庸？是否傀儡难当，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香港第二权力中心对港政的干预程度？不管怎样，港人经常质疑港府官员事事听命于不了解港事的中联办官员，后者权力之显赫与过多之介入，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
这些外派干部，不少人满脑子只有中共的意识形态及处事方式和惯性思维，公开场合往往讲着堂皇的假大空，对香港经济及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缺乏实质的了解与分寸的掌握，时时事事以大陆一制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港事，思想僵化，言行偏执，眼高手低，却直接决定着港人和特区的命运。
香港的败落已日益严重与彰显，中共尤其是中联办官员们不仅不检查政策的失误，他们非但看不到（不承认）自己对港干预所造成的伤害，相反对民间不满大张挞伐、打压，动辄上纲上线，警诫威吓。近日那两位曾参与香港回归事务的退休官员之恶语，便非常具代表性。这些都是香港不幸和败落的一个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