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内心一直把“清队”看作和清朝的“文字狱”一样，那时的外族统治者害怕失去皇权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无中生有地“想像”出了许多敌人，由于搞“逼，供，信”，结果株连无数，冤死无数。有人仅仅因为诗作中有这样两句话：“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被认为是影射清人没有文化，有反清思想，遭到杀身之祸。这场冤狱最后无法向百姓交代，只好百般掩盖，销毁有关档案和文字材料，以致今天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或知之也不详，有关资料也很难找到。
在毛时代，“家庭成份”、“个人出身”的作用，就像你的影子，从小到老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升学、就业、工作安排、加入组织、晋升……乃至死后能不能开追悼会，它都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中的人，无疑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出身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旧军人、旧官吏家庭中，则是生来的另类，身上带着“原罪”。那时，“成份高”、“出身不好”，是人生之大忌。这在社会学里称为“血统论”，是中世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盛行的反文明的意识形态。这时竟成了“革命”的“理论”。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符合毛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
“清理阶级队伍”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文革中真正恐怖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而是六八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
内蒙古的“清理阶级队伍”，是1968年内全面铺开的，自上而下，遍地开花，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在公司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工宣队的队长在“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上传达上级指示说，这次要把矛头指向“历史的和文革中现行的阶级敌人”，要清理“政治、经济、思想三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次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阶级敌人越抓越多。在揪出一批牛鬼蛇神在院内游街示众之后，职工中的揭发不断深入，先是查档案揭历史问题，谁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谁是汉奸、参加过伪军；谁当过青年军的教官、参加过复兴社可能是特务；谁被捕过可能是叛徒；谁是五毒资本家……大字报上天天有惊人的消息、爆炸性新闻，一个多月时间揪出了好几十人。
“群众专政指挥部”又组织统一行动，抄了一些人的家。抄出了一些照片旧衣服等等，开大会公布战果，更证实了这些人“想变天”。接着又内查外调追三代查五族，有海外关系和“反动亲友”的都成了怀疑对象。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又清“现行”的，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翻案分子、四清翻案分子、流氓坏分子、钻进革委会的坏人……一批批又被清理了出来，多达上百人。
运动还在继续深入，揭的问题越来越细：某某人在日记里有对运动不满的话；某某人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某某人政治面目不清……。
整个内蒙古电力建设公司风声鹤戾，草木皆兵，成了一座集中营，洪洞县里没有好人。
对被清查人员一般都采取“疲劳轰炸”的战术，七天七夜不让睡觉，审问的人则轮班休息，这又叫“车轮战术”，“连轴转”。如果认为他回答不老实就罚他弯腰撅腚地站立，认为交代了一点就可以坐一会儿，一些人后来脚背肿得只能穿拖鞋，站在那里双腿不住地打颤。
内蒙古电建公司在“清队”中还使用了坐老虎凳，灌废机油，吊打，电击等酷刑，不时有人从主厂房顶上跳下，以死来抗拒迫害。
“清理阶级队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高潮，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也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持续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粗略估计，全国死于“清阶”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许多人不堪忍受的人以自杀的方式试图寻求一种解脱，但绝不会得到群众专政组织的些许同情。
“畏罪”自杀者被冠以“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的大帽子，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群众专政组织关于“清队”政策的条文中就有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叛变，凡自杀人员的家属都属于反革命家属。”
充满血腥的“清理阶级队伍”，现在想起来还令人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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