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在一次演讲中说，老百姓不应反对给公务员涨工资，“如果有一些公务员他没有灰色收入，你不给他涨工资，他没有办法生存，你就逼着他获得灰色收入。”这段话引起“高薪养廉”的新一轮议论。
“高薪养廉”的话题，过几年总要被重新提起，总有人认为，中国官员腐败问题的根源是待遇太低，收入太少，于是被逼良为娼，不得不沦落风尘。这样的议论听起来振振有词，但无论从历史的经验看，还是理论上推导，都证明是一个伪命题。
“高薪养廉”的思想和主张甚至政策措施，在中国古代多有出现。汉初的汉惠帝就下诏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而民赖之 ，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汉宣帝时，张敞、萧望之建议说：“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 欲 洁身为廉，其实不能，请以会率增天下吏俸。”唐玄宗下诏说：“衣食既定，廉耻乃知”，故对京师“文武九品以上正员品，今后每用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北宋范仲淹提出：“养廉之方，必先厚禄”。王安石也认为要使职业不驰，治道而兴，就应提高官吏的俸禄，此后宋王朝多次增俸，经过多次调整，宋代在历朝各代中以厚禄而著称。到了清朝，雍正皇帝推行“耗羡归公” 和“养廉银”制度。他一方面把州、县官员向农民多征收的“耗羡”收归公有，不许各级官员任意多征和挪作私用；另一方面，又把这笔钱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补贴其生活和办公费用的不足。至此，形成“养廉银”制度。
从历史上看，既有“高薪养廉”的思想和制度举措，如汉唐宋清，也有实行低薪的明朝。但从官员的廉洁程度看，低薪的明朝固然贪官如云，而高薪宋朝和实行养廉银制度的清朝，贪官也层出不穷，并没有因为俸禄高了，收入好了，官员就廉洁知耻了。
官员贪贿腐败，实际上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官员权力介入社会经济的深度广度，二是官员权力被监督制约的程度，三是贪腐官员被惩处的力度。预防和治理腐败也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第一，要让官员没有权力可以腐败。目前中国官员通过行政审批和直接管理社会经济事项，深入社会经济之中，全面影响社会，其权力无远弗届，这种情况下，权钱交易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反腐败必须要减少权力，当官员手中没有可以进行交易的权力的时候，其腐败的可能性就自然减小了。第二，要让官员有权力也无法腐败。如果有极为细密的法网，限制，防范，监督官员权力，将权力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使权力不能为所欲为，腐败率也会大大降低。目前的症结在于，官员权力受到的防范，监督，约束，是微乎其微的，法网是极为疏漏的，连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的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防腐反腐制度，我们尚且没有实行，何谈其他预防措施！法网极疏，查处概率极低，要让官员廉洁自律，是不可能的。第三，要让贪腐者付出沉重代价。虽然中国针对腐败分子也有死刑的刑法条款，但是近些年贪腐涉案数额的纪录则不断刷新，而判处死刑的越来越少，这都不足以惩处和震慑犯罪和罪犯。
由此可知 ，官员薪俸高低，与官员廉洁程度的关系不大。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对于官员来说，权力的诱惑所激发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无数大贪官，都积聚亿万家财。如果没有被查处，则其聚敛贪贿行为还将继续下去。那么，给他们多少薪俸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给多少薪俸才能赎回他们的廉洁？显然，这样的胃口，是无法通过增加薪俸来满足的。
对于公务员来说，他们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得到适当的报酬是应该的，没必要像朱元璋那样刻意实行低薪，让公务员活不下去。但就目前来说，中国公务员的收入和待遇，并不存在因收入低而活不下去，不得不腐败的问题。每年公务员大考，报考者人数之多，竞争之激烈，都蔚为壮观。如果公务员收入太低，报酬太少，待遇太差，那么，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无异于跳火坑，下地狱，这可能吗？
事实上，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是不低的。表面看来，公务员账面收入不多，但是公务员拥有更多的隐性收入。比如，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公务员都还有福利分房，团购住房，甚至巨额房补等福利，又比如，公务员不交社保却有丰厚的退休金。这样的好处根本不能叫做灰色收入，因为凡公务员人人有份，也不算违法。怎么能够认为没有其他灰色收入的这类公务员，不给他涨工资就活不下去 ，只能贪污腐化呢？所以说，在公务员不是低薪，而且高薪也无法养廉的情况下，增加薪俸以防止腐败之说毫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