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警告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视察了他和毛的家乡湖南，这里有近100万人死于饥荒。有些人靠吃死尸，或者杀人、吃人肉活了下来。《墓碑》(Tombstone)对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此书发人深省。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杨继绳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请不要忘记，毛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北京故宫的大门前，人们从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毛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虽然公众对毛泽东仍然尊敬有加，杨继绳却敢于直视这个“主席”的真面貌，他说，“毛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俨然以帝王自居”，毛在审定口号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两年前，杨继绳在接受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采访时评价道，他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杨继绳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仔细阅读通常不对外公开的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破坏的机密报告，他还阅读了官方杀害抗议者的记录。他也找到了关于人吃人的记载，还采访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人。
关于中国的数据一向都很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杨继绳举了一些例子，帮我们理解3600万死亡人数的概念。他写道，“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并且“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他认为，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指出，二战死亡人数在4000万到5000万人，但是在七、八年间发生的，而中国大饥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场饥荒既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极少会提及大饥荒，而在提及时，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和俄罗斯的背弃，杨继绳引述了大量材料证明这两点都不成立。
杨继绳在书中对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事情进行了最为详细讲述，其状况非常令人吃惊。信阳地区物产丰富，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1958年，当地共有850万人口。毛的政策迫使农民们放弃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里共同劳动，他们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要么用来供给城市，要么用来增加出口（这种做法很疯狂）。而国家分配给农民的粮食只够食用几个月。据杨继绳统计，单在信阳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毛泽东宣称，在农业集体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刘少奇以完全阿谀奉承的态度表示了认可：“家庭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粮食生产直线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随着收成急剧下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毛泽东保证，农业生产实际上在飙升，杨继绳将这些高官比作“凶恶的鹰犬”。毛泽东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粮食产量还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让农民们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说，“在一两年，最多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情况将会好转。”
一位当时报道信阳情况的记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绝境的惨状。多年以后，他告诉杨继绳，他看到一名党委书记以当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饥荒时期，干部们都吃的不错。然而他知道，记录真相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他什么也没说：“我怎么敢写内参啊？”刘少奇的确对抗过睚眦必报的毛，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他被开除党籍，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寂寂无名地孤独死去。
当然，《墓碑》在中国内地已经被禁，不过2008年，这套两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盗版版本和网络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该书英译本的篇幅虽然也很长，但大约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书的译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谓妙笔生花。他们说，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样，就是“全面展示这场悲剧的所有恐怖”，并以既易于普通读者阅读、又能为专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译杨继绳的调查分析成果。在这块可以阅读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杨继绳写道，把这本书命名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缅怀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于1959年饿死的伯父。那个时候，作为一位共产党的虔诚信徒，他对全国总体情况的恶劣程度一无所知，杨继绳觉得，无论每件事有多么艰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战斗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官方的秘密，信仰开始松动。不过，他真正的“觉醒”发生在1989年民运遭到镇压之后：“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这是勇敢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天安门”有关的词句依然会受到屏蔽。
今天，杨继绳断言，“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希望《墓碑》能够去除“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激励国人“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尽管杨继绳对民主的崛起抱有谨慎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但这个勇敢的人还是总结道，“政治制度依然没有变。”《墓碑》没有直接挑战中国现政权，作者也没有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所以，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刘晓波不同，杨继绳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经让毛泽东以及在他帮助下建立起的政党利剑穿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