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革命文艺作品，一向以美化自己、丑化敌人为能事。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无论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日本侵略者，在枪毙共产党人时，至少还允许受刑人自己走上刑场，站直身体，并高呼口号。也就是说，他们至少还让一个英雄死得象个英雄。
共产党枪毙政治犯就不这样了。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受刑人总是五花大绑，押着架着推上刑场，到了行刑处，狠狠地打击受刑人的膝弯，迫使受刑人跪下，为了避免受刑人喊口号，或者用铁丝勒住喉咙，在嘴里塞进毛巾木块，甚至干脆割断喉管。
总之，共产党就是用一切残忍的手段，使得受刑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表现他的从容，表现他的慷慨，表现他的视死如归，表现他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你纵然是天下第一英雄，共产党也要让你死得比狗熊还难看。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在中国的监狱里，一方面，经常发生离奇的死亡，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你绝食抗争，狱方会对你强行灌食，绝不让你饿死。在这时，他们又好像比你自己还更珍惜你的生命。
我好几位朋友都坐过共产党的牢房，他们告诉我，每当他们绝食抗争，狱方必定强制灌食；还说这是人道主义。
这真的是爱护你的生命，是人道主义吗？当然不是。
本来，在监狱里，囚犯要抗争，手段很有限，绝食便是其中仅有的几种之一；但狱方若有权强制灌食，那就是废掉了绝食之功，那就是剥夺了囚犯们仅有的反抗权利。这才是当局要给绝食者强行灌食的目的所在。
几年前，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
联名信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
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是在这封联名信里，医生们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不等于赞同他人的诉求，例如那260多名医生就未必赞同关塔那摩囚犯的诉求）。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然而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先前我讲过，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有关《依法办理藏区自焚案件的意见》，居然把自焚定为犯罪，把帮助自焚，乃至于为自焚者送葬募捐都打成犯罪。这毫无疑问是对法的精神的肆意践踏。不过也有人认为，既然当局的做法在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遏制自焚的作用，而生命的价值当然是高于一切，因此当局这么做也有它的道理。
可是，正如《纽约客》一篇讲自焚的文章所说：“自焚是表达绝望与反抗的终极行为，是在斗争无望的情况下自我牺牲的英勇行为。”深受中共当局压迫的藏人，因为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迫不得已，一些人只好选择自焚这种“表达绝望与反抗的终极行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表达他们的心声。中共当局的做法，实际上是剥夺他们最后的抗争权利，是把藏人的反抗声音全面“和谐”，彻底消除。
这决不是尊重他人的生命。因为真正的尊重他人的生命，必须以尊重他人的自主意志为前提，首先是尊重他人的表达自由。在否认他人自主意志的情况下说什么尊重他人的生命，无非是把他人当作奴隶，而且是当作任由摆布的，逆来顺受的百分之百的奴隶，无非是彻底消灭人的精神。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仅仅是因为，用艾未未的话，那是“生命用结束肉体的存在形式来证明精神的存在，或是意志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