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设想一个所有秩序都被破坏的世界，那里没有权威、没有法律、更没有制裁。在城市废墟中，衣不蔽体的流民艰难地搜寻食物，为一块手表乃至一双靴子大打出手；每个夜晚都有妇女会遭到强暴；街坊邻居反目成仇；“不适当的”姓氏或口音同样意味着杀身之祸……。
一切听起来犹如梦魇，而事实上，这正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里的真实情况。在《野蛮大陆：劫后余生的欧洲》中，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写道，对数千万人来说，欧战胜利日并非噩梦的结束，而是他们的家园陷入原始蛮荒状态的开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痛苦而漫长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用“支离破碎”来形容欧洲人肉体和心灵的状态实不为过。身为始作俑者，德国付出的代价最为高昂：约200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还有1700万难民；柏林的一半房舍沦为瓦砾，科隆70%是残垣断壁。
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随着同盟国特别是苏军的滚滚铁流而来的，却是针对全体德国人的无差别报复。尼莫斯多夫村是最先被苏军攻占的德国领土，所有老人、女性和孩子都被残忍杀害；在柯尼斯堡市郊区，遭到凌辱的女尸“或是散落在路上，或是被钉在当地教堂的十字架上，德军士兵的尸体则挂在近旁”。
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坚决否认这些暴行，但无数亲历者和家属的痛苦永远抹杀不掉——在德国的城镇和村庄，数万名妇女在征服者的纵欲中死亡。家住柏林的一名女子回忆说：“被23名士兵轮奸后，我才敢去治疗。从此，我再也不想与男人有任何瓜葛。”
有人会说，法西斯军队曾在入侵苏联期间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所以德国人罪有应得。即便如此，罗威在书中提供的大量细节，读来依然叫人不寒而栗。
强奸，这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最丑恶和野蛮的行径。因为它无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因为它以强凌弱摧残生命，更因为它的受害者是生养人类的女性。由于这些原因，文明社会对强奸行为的惩罚从来就是严厉的。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卷中却有着一段没有受到过追究的规模浩大的军人群体强奸罪记录，那就是苏军在征服纳粹德国后的大规模性放纵行为。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惟一对人类历史上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强奸浪潮有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那一批被蹂躏过的德国妇女。
那些从纳粹残酷统治下解放的国家，同样无法在复仇狂潮中幸免。在意大利北部，约两万人被同胞残杀；在法国的小镇广场，同德国士兵相好的妇女被剥去衣服、剃了光头，暴徒在旁边哈哈大笑；在布拉格，德军俘虏被浇上汽油点燃；在波兰监狱，德国囚犯头朝下被溺毙在粪便中，还有的被迫吞下活蟾蜍而窒息死亡。
在纳粹曾经滥杀无辜之地，复仇本能统治一切，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悲哀现实。犹太人也不例外。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解放后，党卫军看守被曾经的囚犯活活打死。“我们都参与了，感觉酷毙了。惟一难过的是报复得太少。”谈到自己的暴行，犹太囚犯贡塔尔兹没有丝毫悔意。而在达豪集中营，大兵让几十名德国狱卒排好队，用机枪草草射杀。
彼时，绝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幕幕血腥的场景只是对昔日罪行的合理惩罚。因为不想失去公众支持，同盟国领导人明知真相，依然对此听之任之，连口头谴责都少得可怜。正如捷克前总统萨波托斯基曾经不屑一顾地打比方说，“你砍木头时，总会有碎片乱飞的。”
在基思·罗威看来，某种程度上，越往东走，当地人的所作所为就越远离文明。在东欧各国，已平静生活几个世纪的德裔居民大批背井离乡，这是他们为希特勒倒台付出的、无法再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结束后几个月内，约有700万德国人被赶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驱逐了300万人，其他中欧国家驱逐了约200万人。无论怎样看，这都属于种族清洗范畴。不过在当时，波兰和捷克都认为，“驱逐”是避免另一场战争的、最仁慈的方式。
事实上，种族暴力并非单纯针对德裔居民。各国民粹分子的终极目的是“保持国家的同质性，洗刷掉异族带来的最后污点”。1947年，波兰当局实施旨在围捕境内乌克兰裔人士的“维斯瓦河行动”，将他们驱逐到偏僻的西部，令许多在战时未受彻底破坏的村镇十室九空。“这是种族战争的最后一幕，”罗威写道， “始于希特勒，由斯大林继续，在波兰结束。”
最接近黑色幽默的是，东欧诸国刚摆脱希特勒的魔掌，旋即又成为莫斯科的附庸。尽管精疲力尽的西欧无力再和苏联打一场“热战”，铁幕的另一侧，不是所有人都对新秩序表示服从。在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的“森林兄弟”游击队一度同苏军展开巷战，谋求独立未果；迟至1965年，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仍不时与苏联警方爆发枪战；当最后的爱沙尼亚抵抗战士，时年69岁的奥古斯特·萨比被击毙时，二战的火焰已熄灭了33年之久。如
果说二战是欧洲乃至人类近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那么，战争结束后滥觞于各国的复仇狂潮，则部分说明了这种黑暗的根源——以地域和血缘区分敌友的思想，其实一直潜伏在普通人灵魂的角落。正如基思·罗威在《野蛮大陆》中的总结：经历了将近70年的道德含糊，是时候反思这场战争的结束方式了；何况，又有谁能保证历史绝不会重复呢？
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 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很显然，让她们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公理很难很难。当年，她们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剩下的惟一价值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听由胜利者泄欲。如此的遭遇她们宁愿忘记。
众多由德国人写下的追述“二战”的文字资料中，只发现了一篇由强奸受害人自己写下的受害回忆。老人名叫希尔德伽特·克利斯托夫，在她 1997年去世后，她的女儿把母亲生前口述的一些情况在一本名为《每天都是战争》的文集上发表了。老太太在战前曾住在西普鲁士的小城逊朗克，战后被驱赶到巴伐利亚州定居。下面是老人的回忆摘要：
1944年末的冬天艰苦异常。东线的战场一天天接近我们。我们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全在前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1945年的1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1月27日，是前德国威廉皇帝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俄国人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小城逊朗克。俄国人穿得非常厚实，长军装，大皮靴。他们冲进民房，抢走首饰和手表。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遇到反抗，他们就开枪。第一夜，我们几家邻居集中到雷曼啤酒作坊，藏在顶楼上相互壮胆。我的表妹从柏林躲避轰炸住在我家，她带着一个2岁的孩子。她有一支手枪，但子弹很少，还不够我们大家自杀用的。我们在阁楼一夜未眠，听到城里到处都是枪声。天亮后大家才敢回到自己的家。俄国士兵到处寻找年轻的女人，只要抓住一个，立刻拖到空房子里，接着就轮奸。那时我24岁，每天提心吊胆的。
红军掌管了全城的秩序，前6个星期里基本不允许我们出门。一天晚上，俄国人闯进我家抓走了我和表妹。这一点太容易做到了，因为他们禁止所有的居民锁房门。他们用枪逼着我们进入一幢空房。那里站着一些年轻的女人。接着，集体强奸开始了，这些野兽扑向我们，一次又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天开始发亮时才离去。当我们拖着软弱的身子回到家里时，母亲居然非常高兴，因为她看见我们还活着。当时有很多女人被强奸后就被击毙了。我们小城中有很多人上吊自杀，我们常常要去剪断绳索，埋葬她们。
尽管这座城市有60%的面积是废墟，但还有一些面包房可以使用。俄国人把女人们带去烤面包。我们每天可以得到200克面包。有一天，这些恶棍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幢空房子里，让我们给他们杀鸡拔毛。全部工作结束后，我们不但得不到一块鸡肉，反而遭受了新的一轮强奸！后来我们被送到城外的一座农场去劳动。在那里喂牲畜、挤牛奶、做黄油，给俄国人提供食品。俄国人来取食品时，常常要拉我进空房子。每到这时，我的母亲都要挡住俄国人，苦苦解释我怀孕……
阿诺特·尼登楚博士战时在罗塞尔的一家医院里工作，他以一个内科医生的身份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俄国人攻占东普鲁士时，我作为约瑟夫医院的主治医师留在了罗塞尔。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很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被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俄国人献出手表和烈性酒的人。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俄国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俄国人大怒，用脚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
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避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俄国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晚上，俄国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在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迫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俄国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
我相信，只有很少的俄国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当一个遭到强奸的10岁女童因下体严重受伤被送到医院时，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通过波兰翻译责问医院的苏军负责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制止这种行为？！对方答道：“最开始被允许了，现在禁止它就很困难。”当时也发生过把个别罪犯押送到苏军指挥部的事情，但这些人被关押几个小时后就放掉了。
被强暴者发生性病的情况越来越多，特别是年纪小的受害者。治疗的医药奇缺，药房都被俄国人抢空了。医院里每天要做25例以上的性病处理。很多女孩开始尝试和一个施暴者把性关系固定下来借以保护自己。
苏联军队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解放”这个词，而战后的德国人则习惯把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刻称作“零点”，意指德国新的历史由此开始。让德国民众接受被俄国人“解放”的观念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无数德国妇女来说，俄国人的到来无异于天塌地陷般的灾难。男人被囚，女人遭奸，一个民族末日的最凄惨景象莫过于此。
哥廷根的历史研究会曾撰文指出：在柏林，很多见证者根据身边发生的事件认为，从4月24日(红军攻入柏林市区)到5月5日(德军在全境停止抵抗)，柏林被强奸的妇女达到1/3，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这里面还尚未包括西普鲁士地区、苏台德地区、东南欧的德意志族居住区和奥地利地区的受害人数。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对战败一方的妇女施暴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罪行最为严重者则首推“二战”中的苏军和日军。那么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记录又如何呢？战后，全世界包括德国本身对纳粹德国的罪行做了深刻和广泛的揭露，但大规模的军队强奸行为从未涉及。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史料表明，德国军队从普鲁士时代起素有以侮辱妇女为耻的观念。到了第三帝国时期，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外，纳粹禁止军人的强奸行为还有另外两层考虑，其一是要杜绝军队因此产生性病，导致战斗力下降；其二是防止“优良”的雅利安血统和其他血统的混合，导致种族异化。据纳粹德国1943年12月14日的官方数字，党卫军系统设有固定法院31个，随军队行动的师、旅级法院20个，军团级法院5个，共有法官204人。在国防军方面，1942年10月2日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号为999的“缓期执行师”，这个师由两部分军人组成：违纪的军人和看押他们的军人，最多时关押了3万名有损“军队荣誉”的军人。以上军队执法单位的主要功能是监督和处罚违令、违纪和战场脱逃，其中检查违纪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二战”中亲身受过苏军性侵犯的劳申贝克女士在她1993年发表的《从皮卡棱到沙德林斯克》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乡村 (特别是乌克兰)犯下的大量罪行无可置疑，但强奸行为是要受惩罚的。为解决德国军人的性饥渴问题，国防军设立了大约500个随军妓院。”这一点柏林的罗迪老先生提到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士兵强奸俄罗斯女人的事，这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军队里的小伙子们的性欲怎么解决呢？大家都去妓院，但我没有兴趣。”
2001年，女历史学家蒂尔斯在采访了30名遭受过苏军蹂躏的德国妇女后写了一本书，名为《另一个世界的述说》。书中写道：强奸大多数发生在黑夜，受害者很难辨认和事后指认施暴者。这样就造成了妇女的整体恐慌。苏军的坦克部队通常是连续推进的。在同一个地点连续住几天的主要是步兵。大多数强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苏军中有一些年长的士兵较少参与强奸，有时还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阻止自己人对德国女孩子下手。即使存在上司的默许，也不是说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是强奸犯。面对面的强奸和谋杀他人是需要克服一种强烈的犯罪感的，这对一些单纯的青年人来说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集体强奸比较盛行，因为参与犯罪的人越多，士兵个人的犯罪感和顾虑就越微弱。今天，当一些犯过此类罪行的苏军老兵谈起这种事时，口气就像谈论一个周末下午的散步。他们并不认为50多年的那些受害者现在还会有什么痛苦和耻辱感，他们认为那是战争情况下的非常时期的事件，而战争有其自身的规则。
是否该永远沉默？对这个问题，受害者的态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她们说：“我们无法谈起这些，永远不能。”很多受害人当时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她们不理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她们远不如今天的孩子那样生理早熟并拥有对性知识的了解。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孩子来说异常残酷，并经常会导致精神或心理上的障碍。一些受害人对我说，她们成年后在性生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她们的情人和爱人只有在具备充分理解和忍耐力的情况下才能期待一个正常的婚姻。另一方面，因强奸导致的性器官的损伤和疾病还导致很多受害人患不育症和频繁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