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上股下，几家欢喜几家愁
中国的股市被誉为全世界最不赚钱的股市。即将过去的2012年，上证指数已经跌至两千余点，每一只股票平均跌幅超过15%，持股最多的前100富豪财富缩水1600亿。中小股民的损失更是无以计算。这说明，中国的股市依旧是欺诈横行的赌场，股票市场依旧是属于骗子的天下。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具有一个良好的传统。每年，他们都会由专门的编辑操刀，约请世界各地知名的财经记者和学者，共同编写一本对来年世界经济展望和预测的特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依照时间顺序逆流而上，往前翻看历年的特辑，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那一辑里，我找到了这样一段话：“目前，由于急于刺激消费支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肆宣扬股票市场。1999年夏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号召投资者购买股票的社论——如果上升的股票价格使经济活跃，一段时间以内，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保持对股票市场的支持政策。中国的股票市场资本总额只占GDP的25%，而且只有3,500万股东。”
写下以上句子的，是芝加哥苏黎世金融服务公司的首席分析员大卫·黑尔（David Hale）。黑尔的话被刊登上《经济学人》杂志那年，我尚在念高中，既没有听说过这本杂志，也不大清楚股票市场的确切含义。不过，就个人而言，我当时对“股市”二字还是有一些囫囵的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因为我的父母曾经购买股票，更重要的感情影响则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一部名为《大时代》的香港电视剧。我至今仍记得刘松仁饰演的股票经纪人在剧集里被黑社会大佬用枪指着脑袋，威胁他操纵股价上涨的场景，这个角色后来亦被股票所累，下场十分凄惨。拜电视剧所赐，股票市场给我留下的直接印象是：这是一群恶棍和赌徒操纵的金钱游戏。
以今天的视角来回顾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和当时的中国股市，会让人顿生物换星移、恍若隔世之感。在2011年6月的某期《中国日报》上，刊有一篇名为《20年的过山车之旅》的文章。撰文的记者访问了多位中国老股民，他们大都有多年前在证券公司门口彻夜排队购买股票的经验，不少人依旧对这些经历的细节回忆得活灵活现，更有人难掩激动，手舞足蹈地夸耀着他们在中国证券市场挖到的第一桶金。据统计，从1996年开始至2000年终止的牛市中，股票经纪人的收入是普通公职人员的四倍，而一般股民的获利，更是无法给出确切数字。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历史记忆已属绝无仅有。因为就在黑尔发表那篇文章后数月之内，中国股市迎来了长达五年的熊市，上证指数从2,000多点跌至998点。不少人赔得血本无归。
2005年股改之后，中国股民们乘坐的这辆A股过山车又开始由谷底向上匀速爬升。2007年10月，上证指数突破了历史性的6,000点，然而短短一年以后，股市行情又急转直下，跌落到1,664点。中国股民们的心跳，这些年来也随着惊险刺激的股市过山车之旅而七上八下，饱受折腾。股票价格上涨时，人们会趋之若鹜、疯狂购买；价格下跌时，股票顿时又成了人们握着的烫手山芋，顷刻间被纷纷抛售。而在这个全民投机的过程中，吃亏最大的当属占股票持有者绝大多数的散户们。
为什么中小散户的利益最容易受损？无疑是因为股票市场并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就在十几年前黑尔那段文字见诸报端后不久，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他在接受央视的访谈时说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吴敬琏的“股市赌场论”很快就在中国的股票市场找到了一个最佳注脚。被称为“中国版安然丑闻”的银广夏事件于2001年浮出水面，依靠虚报财务报表推动股价疯狂上涨的银广夏公司被媒体曝光，公司很快遭到调查，原本飙升的股价立即一路倾泻。在连续15个跌停版之后，银广夏停牌，无数股民的血汗钱人间蒸发。将宝押在这只潜力股上的赌徒们输了个精光，但真正的大庄家，在事情败露以前却早已套现离场。
客观来看，在缺乏必要市场监管的情况下，发生这类事件其实并不值得人们过于诧异。毕竟，对于股票经纪人和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而言，虚造的利好信息无疑能帮助他们更快地获取利益；而且他们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困难。但对于处在专业金融圈之外的投资者，由于对真实信息的了解渠道不足，唯一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就是沦落为内幕交易者的“储钱罐”和“提款机”。
投资者们集体行动的逻辑源于一种从众的心理基础。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论述股票价格波动时，曾用“选美理论”来比喻投资者的集体行为。简言之，如果在一场选美比赛中，获胜标准由观众投给候选人的票数而定，并且投票给最终冠军的观众都可以得到大奖，那么，人们为了获得奖品，并不会投票给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女性，而会投票给他认为多数人都会选的那位女性。这样的策略完全是出于权宜之计，至于最后选出来的冠军到底是不是真美女，反而无关紧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