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似乎对“赎买论”比较钟情，在讨论改革路径和手段的过程中，总有人不断地提出。在“改革共识破裂”，需要“重新凝聚”的当下，又再次有人提出要对特权腐败和国企改革进行赎买和赦免。
所谓赎买，是指为了获取既得利益者对进一步改革的支持，减少他们对新体制转变的阻碍，对他们既已形成的特权进行经济上的补偿，让他们放弃进一步行使其特权的“权力”，退出历史的舞台。
赎买政策上世纪50年代曾被用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民营资本的“充公”，称为“和平赎买”——允许资本家领高薪，获固定股息，但将其资产国有化。
后来，在80年代的改革中，也有人提出赎买论，再至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大规模国企改制中，也有人提出。实际上，在这两个过程中，赎买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在小范围内也进行了实施。
在经济学家所呼吁的“现实理性”中，改革不是革命，但改革总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为了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可以从改革后获得的社会总福利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利益受损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改革就很难推进，腐败和特权就会继续存在，并导致更多的人继续利益受损。
但赎买论不管如何解释，都面临着一个致命的问题：由谁来赎买，赎买的价格谁来定？为了不至于使这种论调成为一种幼稚的书生意气，就有必要解决这个疑问。
然而让人尴尬的是，在现实的改良经验中，赎买政策并没有能够带来一个理想中的新体制，被赎买者也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在下一个改革的路口，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继续阻碍改革。
有一年，我采访一个曾提出赎买论的经济学家，曾问过他是否还在坚持“为了推进改革，应该给官员补偿”的观点，他的回答是：要防止补偿没完没了，官员不断聚集权力，用反改革的办法搞到钱了，再让你赎买，这就不正当了。这不是改革，而是倒退，是反改革。反改革你给他补偿什么？
事实正是如此，如果由既得利益者来主导赎买政策的实施，由他们来定价，赎买后想达到的改革目标就根本无法实现，反而成为他们要价的筹码，最后补偿和赦免就会没完没了。
在国企改革中，曾提出赎买政策，但主导者和定价者是一小部分特权者，它并没有对所有的国企职工进行赎买，而只是针对一小部分的国企高管进行了赎买，他们领到了高薪和补偿，进而同意国有资产的贱卖，官员和高管从中自肥，造成了公平的极大丧失。
可以说，赎买政策本身是没有公平性的，对于特权和腐败群体来说，其所得并非应得，本不该补偿，由受损的人来补偿受益的人，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伦理基础本是减分，而不是加分。如果要以某种妥协来换取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它就不可能不涉及制度的重大转变。
而如果从历史“成功经验”来看，50年代中国的“和平赎买”政策，以及有人曾提到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改革派”对大名、公卿和武士等特权阶级的赎买例证，恰恰提供的是赎买政策谁主导、谁定价的另一种答案：那其实是在完成了流血革命（有规模大小之分）之后，由胜利者来实施的赎买。而且，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妥协”。
改革需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理性，但一个不可绕开的问题是，改革方案由谁设计？权利是否在民众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