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为贵，臣为轻，自古皆然。尽管黄宗羲不事二朝，对君王也无比忠诚，但其《原臣》透露出他治道的民主思想，颇具新意，“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
诚然，君权神授，帝王是天子，聪明仁德，高明无比，但帝王毕竟没有三头六臂，难以应付繁复的军国大事，因此需要专门辅佐君王的臣子。他们聚集在君王左右，或为智囊，替君主出主意想办法，以备各种方略；或为疆臣，分派各地，代表皇帝处理地方上的各种事务。
对于臣的角色定位，黄宗羲赋予了臣以独立人格，认为臣不必惟君命是从，臣同样对天下负有一份责任，他将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进行比较，“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天下之有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认为那些不以天下为任而从帝王，不为国谋而为身谋，想从帝王那里分得一杯残羹剩饭，便不得不降格为帝王的“仆妾”；反之，事天下而出为臣，则无欲而刚。黄宗羲从父子、君臣关系的区别及对士人应以天下为事的倡扬中为臣下争得了师友的“名份”，颇有惊世骇俗的意味。
其实，早在《唐语林》中记载的唐初的苏世长与唐高宗李渊之间的轶事就颇能说明黄宗羲所论及的臣道。苏世长在顶撞了皇帝、受到皇帝的斥责之后说，“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也。”苏世长原是王世充的旧属，他在李唐集团逐鹿中原即将胜出时投奔了李渊，交浅言深，更何况与李渊之间还有“君臣大礼”的阈限。而苏世长不顾自己颇为尴尬的身世，常常在唐高祖兴致极高、洋洋自得时站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语带讥讽地对君主自以为是的行为评头品足。李渊受到冒犯，坏了兴致，往往被激怒，但最终都因高宗的开明和包容而使矛盾得到化解。
从《唐语林》的相关描述里，我们仿佛每次都能看到李渊的手已经习惯性地伸向了腰间的宝剑，好不容易按下了心头的怒火。苏世长提着脑袋行事，险象环生，但正是他这种不计后果的拼争态度显示了古代诤臣的耿介与刚直，并使黄宗羲所说的“臣道”有了可以深味的内涵。
史料显示，苏世长投奔李渊，确立君臣名份时就有些疙疙瘩瘩。苏世长原是隋末很有希望问鼎的王世充的部下。唐武德四年，经过长期征战，李渊终于剿灭了王世充，其手下的苏世长率众归顺。苏世长立身庙堂之后，“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将伴君如伴虎的古训当成了耳边风，他相信正道正行的道理，不想去看金銮宝殿上坐着的那个多变的脸色。
一次，唐高祖李渊带着一大帮随从去高陵狩猎，苏世长也在其中。皇帝出猎，一半是出游，一半是扬威，是一件很风光的事。唐高祖在一帮文臣武将的前呼后拥下出了京城长安。猛将如云，冠盖遮道，号角震天，黄尘蔽目，将沿途百姓搞得鸡犬不宁。唐高祖田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苏世长心里颇有微词。当时唐朝政权刚刚建立，国家经过战乱，百废待兴，而皇帝却丢下公事，耗费大量钱财。面对唐高祖弹无虚发、一连射下好几只飞禽后的洋洋得意，以及一帮随从的谄媚和叫好，苏世长气不打一处出的说道：“陛下废万机，事畋猎，不满十句，未为大乐。”其意是，陛下将军国大事丢在一边，兴师动众来高陵打猎，但打猎还不到百日，不用急着回去，要玩就玩个痛快，尽兴而归。苏氏话中有话，机锋直指高宗。高宗正欲发作，但转而一想，因田猎处罚苏世长一定会招引非议，说我李渊心胸狭窄。
高宗终于压住怒火，虽然责问苏世长的话非常严厉，但也为苏世长预设了台阶；不过，在苏世长看来，真正需要下台阶的不是他苏世长而是高宗，他不想让李渊轻轻松松过关，遂正色说道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也。”在苏世长看来，作为一个臣下，如果只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想得到皇帝的提拔和更多的封赏，那就要察言观色，专拣那些好听的话给皇上听，但这样做只会误了军国大事；如果真心拥戴陛下，为大唐的江山社稷考虑，则理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去考虑话说得中听不中听。陛下如果计较臣下言事的态度，认为我冒犯了帝王的尊严，当然可以治我的罪……。苏世长的话很冲，但却把其中的道理挑得个明明白白。李渊生着气，但心里是清楚的：苏世长没有错，如果惩治苏氏岂不因此堵了言路！遂默然不语，拂袖而去。本来因猎获颇丰而有的那点兴头被苏世长搅得荡然无存，悻悻然罢猎归宫。一次极显唐室威仪的田猎就这样草草收场。
黄宗羲为臣下争得了师友的“名份”，按照黄宗羲的观念，既然是师友，又怎能讳言是非，在一言能利天下时，岂能顾及身家性命、装聋作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也许这就是中国古代仕人所坚守的达到了奋不顾身境界的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