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迎来苏联解体的喜悦溢于言表（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导语
21年前的圣诞夜对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悲剧时刻。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锤子镰刀红旗缓缓降落。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式解体。在俄罗斯，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苏共在20万人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200万人的时候，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在2000万人的时候，迎来的却是苏联的解体。实际上，苏联并没有抓住最好的改革机会，在腐败等问题严重到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似乎已经为时已晚，丧失了宝贵的主动时期。
固化斯大林模式教条主义害死人
苏联多次错失改革良机
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斯大林模式的固化也使得苏联屡失改革良机。
斯大林时代苏联党政领导体制得到定型
苏联的党政体制从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成为执政党到1990年3月苏联产生第一位总统前，可以说是一个一贯的体制――“党掌握政权，党管理国家”的体制，“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成一体”的体制，党领导政、政服从党、执政党地位高于国家政权地位的体制。
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党的自身独立的系统，另一部分是深入到国家政权、军队、工会、共青团、工厂和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其他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即在各级国家政权、军队和各种组织中建立党组。这些组织机构中的党组，必须服从该组织机构外的相应层级的党组织，贯彻执行党的决议。
列宁曾提出过党政分开的观点。1919年3月俄共〔布〕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提出：“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这种混淆会带来极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但是，列宁没有来得及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就去世了。
苏联后来长期实行的党政领导体制是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1921年苏共十七大后增加了九个部，大部分与政府机构职能重叠。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苏德战争爆发后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直至去世。
斯大林体制的受益者默认体制长期惯性运作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经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一书中指出：“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今天名义上的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有些不同寻常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官员一开始就支持政治转型的斗争。但大部分人只有当来自外部的要求不可抗拒，或者危机四伏，已发展到暴力的边缘，从而他们觉得别无选择时，才会采取行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斯大林的后继者们虽然都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但他们毕竟又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并希冀继续从中受益，因此就使得这种体制长期惯性运作，历史的积弊也依然故我。
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还在不少方面作了强化。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办公室成员安排进党的高级机关，这就远远超过了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的办公室主任波斯克列贝舍夫仅为中央委员）。
错失最好的改革良机最终致体制弊端积重难返
苏共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起，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如工业化道路、集体农庄、单一公有制经济、指令性计划，等等，都视为社会主义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规律。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苏联就一次次地错过了创新发展的良机。比较大的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二战”以后。当时，战争的危险已经消除，国内外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当时实行改革，一方面可以努力克服高度集权带来的弊病，一方面又可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发展经济。但是，苏联这时盛行个人迷信，考虑的不仅不是改革而是要更加强化高度集权的体制。
第二次是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虽然主张改革，但他的改革是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效，所以被认为是“庸医”。
第三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当时，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浪潮已经兴起，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对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十分明显，改革的条件也已相当成熟。但由于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求稳怕乱，应该说，这是错过了苏联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改革良机。这种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结果，又进一步助长了党内的惰性，使得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节选自：《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作者：肖德甫，中共党史出版社）
腐败问题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严重腐败使人民失去耐心
20世纪70年代前后，苏联腐败蔓延，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导致对苏共的肌体的深层次侵蚀：一是党内思想僵化、保守主义盛行，不思进取；二是干部制度上的任人唯亲，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难以改革。这两种现象的出现，比起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更为严重。
苏联解体前的民调：85%人认为苏共代表公务员
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搞了一次调查，即“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报告。结果令人十分吃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反对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
事实一再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苏共执政74年在民生建设上的忽视与失败，没有把握好改革良机，使其渐渐走向变质蜕化之路。
斯大林时代建立的官僚特权制度一直在延续
苏联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可以用人民文化水平低来解释，几十年后这一理由难以成立。苏共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就是民众的需要，代表人民思考和决定一切，不相信民众自己有判断是非和选择的能力，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还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这一片面的口号，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民众只是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螺丝钉。
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苏共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下降，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
至于领导干部，则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
苏联解体前后786吨黄金被腐败分子偷运出国
有关苏联黄金被偷运出境的说法一直在俄罗斯流传。按照这一说法，苏联政府曾靠出口大量石油积累了数目可观的美金，随后这些美金被换成黄金。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批黄金却被一群在苏联和俄罗斯掌权的不法分子“瓜分”，并被他们私自运往国外。
2002年11月，参与该问题调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反腐败委员会的谢尔盖-沙舒林在俄杜马全体会议上，介绍了该问题的初步调查成果。根据沙舒林的报告，苏联解体前后通过非法途径外流的黄金数量达到786吨。沙舒林称：“当时，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类‘黑金’源源不断地流出国家，其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政府并未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堵住这股暗流。”
值得一提的是，沙舒林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曾帮其他官员向海外偷运黄金，之后他曾因此入狱。而在出狱后，他竟还能成为反腐败委员会成员，这也被许多媒体称为一个奇迹。在这份报告中，沙舒林提供了自己当时掌握的一些情况：一批官员曾利用沙舒林名下的一家进出口公司向海外运送黄金，之后，这条渠道慢慢成为黄金外运的成熟管道，大量苏联黄金在沙舒林眼皮底下被输入国外银行。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改革出现停滞
勃列日涅夫曾禁用“改革”一词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历史上一位重要政治人物。自1991年底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像研究斯大林、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亡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
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取消了改革
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有的论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但是，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是意味着停滞。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静止不动。勃列日涅夫给人以稳定的表象，也由于他执政期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
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不得不对其前任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与修改。经过一番政策调整后，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决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文件，决定在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实行这一体制的三项原则是：一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原则。应该说，对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实行以上三项改革原则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苏联经济情况较好，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持积极态度，力图通过改革扭转经济下滑趋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站稳了脚跟。不过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守、僵化与停止改革趋势日益明显，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
盘根交错的利益与权力成了改革阻力
事实上，改革是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1967年11月，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在这样大背景下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改革。
改革引起权力之争与利益调整，从而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实施。从苏联最高领导层来说，害怕进行根本性改革，害怕失去对全国经济、财政大权的控制。从各级管理机关与企业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与利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
而行政官僚机构对改革起了阻碍作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行政官僚机构一直处于特权地位，这些机构的人员总是以有权“不予批准”而自傲。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官僚机构不仅庞大，而且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
到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苏联国内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围有一大批保守分子，从而使其对传统体制只是修修补补，缺乏改革的坚决性，从1971年起不准用改革一词，只准用完善一词了。
勃列日涅夫个人生活史混乱有7个情妇
2005年，俄罗斯一家电视台播出了电视剧《勃列日涅夫》，除了打猎之外，剧中生活放荡的领袖形象，彻底颠覆了俄罗斯人的记忆。剧中的勃列日涅夫喜欢住别墅，喜欢打野猪，喜欢看电影，喜欢开各种各样的玩笑，还喜欢没完没了和护士调情。剧中有个场景，勃列日涅夫和护士双双爬上了床，演出了一场激情戏。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对苏联领导人的侮辱，但实际上，勃列日涅夫的孙女却对这场戏赞不绝口：“观众可能会对此场景鼓掌，说‘哈，勃列日涅夫，你这个杂种’，可是很快就会对此场景充满了爱国主义的乡愁，说‘他那么大年纪了，可还是能做到’。”
而从孙女的口中，外界得知电视剧里调戏护士的情节并非杜撰。孙女认为，勃列日涅夫一共有7个情人。勃列日涅夫在二战前线的乌克兰认识了美女“玛塔沙”，成为情人，勃列日涅夫在艰难抉择之后，选择了维持家庭，而玛塔沙也主动离开了他，后来她还带着丈夫（勃列日涅夫的战友）来到勃列日涅夫家里做客，而妻子勃列日涅娃始终装作对一切不知情，等待丈夫最终回心转意；他每次去打猎，乡间别墅里也会有叫安娜的金发美女等待他，那是勃列日涅夫喜欢的类型。
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模式
从经济上来讲，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率明显递减与停滞。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为3.3%；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与低效经济未能转变；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政治上来讲：人民群众对党对领导不信任，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专权史无前例地泛滥，社会道德堕落，酗酒、暴力犯罪与离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艺术下流低俗，贪污、盗窃、行贿日益增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创新的思想与理论被排除出这一领域，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对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与党的决议进行诠译、注解。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特权阶层扩大化与稳定化，据有关资料，特权阶层有50万—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行体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力图彻底改革，表面上看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实际上其根源还在于斯大林体制，是这一体制长期不改革，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和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也犯了一些错误，他囿于传统思维，迟迟不肯进行价格改革，对私有制、市场经济也长期排斥。但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也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当今俄国的民意也承认戈尔巴乔夫带给他们的进步，没有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模式。
勃列日涅夫对于女人的喜好，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撒切尔夫人，因为他觉得她“不够女人”。在他生命最后阶段陪伴他最多的，并非妻子，而是一位叫做妮娜的女护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