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春龙和他的“全国抗震救灾模范”奖牌。
一个个问题像炮弹一般射向尹春龙。
但提问者和回答者，显然不在一个轨道之上。
他嘴唇颤抖地演讲了3分钟：“我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想法……我决定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报效社会、报效祖国。”
2秒钟的寂静。似乎没有人关心他关于爱国的演讲。
“尹春龙，你还会继续找公司拍卖你的奖牌吗？”
“你关于拍卖的价格会改吗？”
……
从当初拍卖奖牌的念头初始，关于“抗震英雄”的话题就发生了质变，这是尹春龙始料未及的。
昨天22时，他给我打来电话，他决定将奖牌无偿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让更多的人来体会抗震救灾的精神”。
“这样就救了我……这块压着我喘不过气的石头，终于可以拿掉了。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拍1000万……”他声音疲惫而坦然。
截稿前最后一个电话，他一定要我写上他捐的日期：本月30号。
拍卖闹剧
14点28分，是尹春龙预设的拍卖时间，他说要和当年地震的时间一致
15日14点28分，是尹春龙预设的拍卖时间，他说要和当年地震的时间一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事实是，这个数字在现场提都没提——拍卖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拍卖公布开始时间为14点，但直到14点20分，现场并未出现一位买家。
一位电视台的年轻记者轻声嘀咕：“这样空的场地就这么拍吗？”
14点30分，主持人走上台宣布“本次拍卖活动取消”，随即离开。
现场面面相觑。
尹春龙无奈地应对各方媒体的质问。
奖牌，甚至没有出现在拍卖会上。“没有人来买啊……现实是残酷的。”
“你从哪里知道的外国人要来买？”记者问。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尹春龙是一个爱国人士。”他自说自话地称自己是当代的岳飞，随即就当众脱下外套，把后背面对媒体，上面文着——精忠报国。
他的思维很难让人理解——
拍卖奖牌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说是为了爱国。
“尹春龙，你如果回到当年汶川地震那会儿就好了……”一位从2008年就追踪报道他的四川电视台记者撂下话转身便离开。
回到汶川？
四年前，5月13日的下午，他往震中映秀跑。没有车，他一天跑了50公里，鞋子前面磨得几个指头都露在外面。
为了把电厂职工马元江救出，他硬是把通道上横在他和马元江之间的一具腐尸搬开。腐尸的皮肤一摸就化成水，尹春龙的指甲被染成黑色……
现在，他坐飞机，一遇气流，总胆战心惊。2008年7月，他去北京接受“中国十大青年志愿者”表彰，第一次坐飞机。起飞后不久，飞机遇到气流，他下意识地想要逃离，并对着机舱内大声说：“飞机要爆了！”引来周围人的不解和白眼。空姐赶紧来劝：“没事的，这是飞机遇到气流的正常颠簸。”
他说，当时脑子里呈现的是那些尸体。当年，他参与地震中失事直升飞机的搜寻。他背着机长的尸体走出峡谷。“我背过那些人的尸体……飞机真没那么安全……”
尹春龙很少有恐惧的概念。家里祖辈去世，倒是他敢去给遗体洗脸、穿衣。“我一点都不怕。”
尹春龙能吃苦，这点周围人都认同。
在大棚里，他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采香菇要抢时间，过几个小时再采就不行了。父母都曾在采着的时候要晕过去。“太闷啦！”但他能坚持。
小学，他从头到尾就做过一个官儿——劳动委员。
小时候，在学校里，有条水沟，一旦被堵住，污水就排不出去。这对尹春龙是小事一桩，他衣袖一卷，就第一个用手去捡出枯枝烂叶、掏出垃圾。“我就想着这种脏和苦总是一时的，解决掉就好了。”
“要是来一场余震，说不定我就死在汶川了。”尹春龙说，“我的奖牌是生命换来的。”
“我是英雄”
他说，如果2008年5月13日他没有离开香菇大棚奔灾区，或许现在已经娶妻生子、过小康生活了。
2008年10月，时年20岁的尹春龙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戴着他那枚“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镶金银质奖章。
世界大不同了！一切都那么宽阔！
手上，似乎还留有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握手时的余温。
身上的这件1900元的西装，是他刚到北京时，一位领导嘱咐下属领着他去购置的。
尽管后来“这件西装挂在家里再也没穿过”，也尽管不太看得惯“穿外国货”，但他当时还是顺从地被带去商场，并去理发店理了头发。因为对方说，英雄不应该穿件白T恤去领奖，这是“需要”。
“我感觉，我被包装了。”尹春龙现在回想着说，“现在如果再上电视，我就穿我自己的衣服。”
出名随后而来的捐款、资助，源源不断。
回到家，因救出的马元江是四川省电力公司职工，电力公司资助尹春龙9万元种植香菇；映秀湾电站资助3万元，西航港街办送2万元捐款。资阳团市委送了5000元慰问金，省电力公司预付3万元香菇款。
“那些歌星、影星奋斗30年也未必有我今天这样的成就。”他曾这样说。
尹春龙说，2009年，资阳市为表彰尹春龙的英雄事迹，拨款建了从村口直通村里各家的水泥路。“那是我要来的！”尹春龙不无自豪地说，“市长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要致富先修路。”
而据相关部门的人透露，这只是当地通村公路规划中的一条，每年都会给各乡镇修路的指标。但村民和尹春龙的父母始终认为，是尹春龙的名气加快了修路的进程。邻居和亲友不止一次说过，“尹春龙给村里带来光荣，我们都托了春龙的福。”
曾经，他一直想走出这个村。
之前父亲经常在外打工，说起“外面的世界”，“楼房很高、火车很长”，让他很是羡慕，都想去见见。
初一读了四个星期，由于学费没交，也不怎么听得懂，尹春龙干脆辍学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了。
他就从资阳市去了成都的郊县双流，给一个香菇基地的老板打小工。每月工资240元。在他看来已是不错的收入。经过四年的磨砺，他已能只身带着十几位工人做种香菇的“包工头”，人家叫他“小师傅”。每年春节过后，同村的劳动力就巴望着他，“今年带我们去哪干活？”
尹春龙始终有颗躁动的“想创业”的心。2005年，一家人决定自己租地来干，他对父亲说，“帮别人干永远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他那时已经可以每年赚四五万元。
他喜欢尝试。看到种香菇的书里面提到可以给香菇加鸡蛋和面粉，他立刻就加鸡蛋来实验——别的种植户都舍不得。
别人种香菇要去买原材料，而他们家已经可以自制原材料了。地震前，他已经建了4个香菇大棚，固定资产也有11万元。
他说，如果2008年5月13日他没有离开香菇大棚奔灾区，或许现在已经娶妻生子、过小康生活了。
“我撑住了”
“树立英雄”的过程，让尹春龙收获了更多的 “资源”——虽然现在他又认为，“那些人只是想利用我的名气赚钱”。
有些政策，在现在的他看来，其实是应该拒绝的。
但在那时，他几乎全盘接受。
2009年初，尹春龙在双流白家的香菇大棚被水淹了，损失了6万余元。当时那一片地规划要拆迁，尹春龙便夸海口地提出要10亩以上的地。
对口扶持尹春龙的双流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帮忙联系了双流县昆山农业园。他们打算帮助尹春龙把生意做大，并把香菇基地打造成双流县青少年教育和实践基地。
通过接洽，父子俩和当地的村民主任、几位村民去看地。发现租给他们的地好大一块，38亩！父子俩都暗暗吃惊。“我撑住了！”尹春龙说。
地靠河边，比较低洼，而另一块地比较好，可是已经租给别人做蔬菜基地了。父亲尹一军提出香菇怕水，得到答复“河水从没有涨过”。
随后几天，父子俩在暗黄的灯光下纠结了好几个晚上，最后一天竟讨论到4点。
去吧，担心管不过来。以前一家人忙活4亩地，人手都还不宽裕。现在地这么大，租金也多，一年要收入20万元，不然就得赔！
不去吧，又觉得可惜，政府帮的忙，还给了优惠，没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去，还是不去？”尹一军眉头紧锁，最后一次纠结。
“去吧！”尹春龙下决定。他性格里面爱冒险的成分又占了上风。
在尹春龙的脑子里，很少有风险和后果的概念。小学时一兴奋，就能从两米多高的楼梯上直接奔下去……脚上那条缝了6针的疤，就是因为爱冒险，学武侠人物，飞奔着去跨山沟，但因为舍不得妈妈给买的新鞋子，撒野之前不忘脱下，结果赤脚踩到一根刺，划了个大口子。
钱不够，就去借。“我就爱用明天的钱，要还了，就继续挣啊！”他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搬进双流昆山农业园后，尹春龙去找共青团资阳市委，获得4万元的低息贷款，后来共在资阳贷了15万元。当年5月12日，西航港街办为尹春龙募捐了3万元。
但管理远不是缺少资金这样简单。
尹春龙责怪当地不该让他整天去宣讲。从他的事迹被传播开后，双流县关工委便发起了“向身边的英雄学习”的活动，常常要他出去做宣讲。尹春龙现在说起宣讲是一肚子的委屈：“连管理香菇的时间都没有了。”
但关工委不认为是宣讲占用了尹春龙的精力，而是他把更多时间放在“跑项目”上。
“树立英雄”的过程，让尹春龙收获了更多的“资源”——虽然现在他又认为，“那些人只是想利用我的名气赚钱”。
双流县关工委副主任余存学直言不讳地说：“已经和他两年没联系了！这孩子，不听话。我们当时那么想帮他……”
自然灾害是不可回避的客观原因。尹春龙的香菇基地曾遭受几次较大的灾害。
2011年某天的早晨，尹一军和尹春龙正在大棚里干活。8点多，天渐渐黑了，尹一军心想“不好！可能要下大雨”，便张罗一家人放下活儿，赶紧加固大棚。20分钟后，好大的风吹来，把香菇大棚以及一家人住的棚户房顶全吹翻了！
又急急忙忙开始收香菇。结果5分钟后，大雨就哗哗地下了……
香菇只要一淹，20分钟就没了。
一家人站在雨里哭。
第二天，乡政府派了一些农民来帮忙修复，可是于事无补，香菇早都没了……
但尹春龙很少和别人说起这些细节，即使说，也常被人打断，他们断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尹春龙根本不懂管理。
“那时5个月没进大棚……”尹春龙承认当年自己常在外跑，但那时因为遭受灾害，便生产不下去，债仍然要还，便四处再借钱。
甚至不惜接一些和香菇不相干的活。他曾一度回资阳老家做送水工。尹一军很心疼儿子，确实媒体说得没错，儿子三心二意，但也是为了生计，当时香菇基地赚不了钱，一家人却要生活。那次做送水工，尹春龙还赚了点钱。但随着领导的卸任，他的“资源”也没有了，送水也就不再做了。
有人形容他就像一个创业的“赌徒”，不计后果地投入，总想着下一回能扳回来，但事实是，他不懂管理。
截至目前，尹春龙已借了银行30万元，还有两个企业70万元。
尹一军暗自神伤：“其实2006、2007年都很好，2008年亏了一点，6万多元，但能承受，后来把钱全部投到昆山农业园，现在就全部亏了。”
关于爱国
他说：“我连你文章的标题都帮你想好了，叫《最后一个爱国青年——尹春龙》。”
尹春龙想做英雄，为国捐躯的那种。
他说拍卖奖牌，能够表达他的爱国之心，因为奖牌属于国家；他想用这种方式唤起企业家的良知，希望企业家拿出更多的钱来资助大山里的孩子，企业的钱应该回到社会。
这之中，有一些逻辑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他又说：“你知道我的梦想吗？就是拿着大喇叭，在天安门宣扬爱国主义！”
这样，似乎又好理解一些了。
他尤其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站在操场上唱国歌的场景——那时还不识字，但歌词能听得懂，汗毛感觉都竖起来了，“振奋啊！我感受到那些人为国捐躯的悲壮，他们换来了国家的和平……当时唱着感觉都快哭了！”
这种热血，和他在汶川救人时，应是同样的。
尹春龙每每一腔热情说爱国时，常让听者有时光错乱的感觉。不少接触他的人说仿佛回到了抗日战争的时代。
尹春龙说，成为英雄之后，他满脑子都是，“我是英雄，不能像以前那样满口乱说……我要有爱国主义的精神。”虽然后来意识到自己没有必要那样，但，“已经回不去了”。
他说：“我连你文章的标题都帮你想好了，叫《最后一个爱国青年——尹春龙》。”
我笑，说：“这也太偏激了吧，怎么就人家都不爱国，就你爱国呢？”
他说：“没有，根本没有。我觉得现在人麻木！迂腐！现在的人只顾自己享受……爱国就要买国货。”
“那你不觉得在市场经济下，很难这样去要求吗？而且爱国有很多种方式啊！”
他很坚定地摇头：“你看韩国，难道他们的车就比美国的好吗？可是人家就买自己的品牌！现在社会应该有我和陈光标这样的精神，陈光标是慈善的精神，我是牺牲的精神……人们太健忘了！不知道今天的和平是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
接触过他的职业规划师洪向阳说：“他的很多话可能是经过很多次宣讲或接受采访而‘练’出来的，但细细去听，似乎又是真心的。他的那种爱国心确实是被目前很多人所忽视的。”
最近尹春龙对于爱国的热情，是从钓鱼岛争端开始的——“如果中日爆发战争，我肯定第一个冲上去。”
他一直很爱看报纸上的军事新闻，也一直很想当兵，但是身高1米6，达不到参军的标准。只好进入民兵，他曾在资阳市预备役工兵团接受过封闭集训，“是为救灾抢险作准备”。
“回不去了”
没有任何一种成长可以回头。大家都在评判他所做的对与错，却少有人关注他的感受。
4天前，我见到尹春龙时，他涨红了脸，刚录完一档讨论他拍卖奖牌的节目。
“他们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没说完就被打断！”他见人就愤愤地说，但没人接他的话。
只有他的父亲尹一军默默地跟着他。
为了录制节目，他几次从打工的怀柔香菇基地进市区，坐车需要3小时。
“本来和他们说要给我误工费的。人大代表开两会还要发补贴呢！耽误了我打工的钱，难道不该给吗？”
但其实，对方从来没有承诺过，只是他想当然地认为。甚至因为他急于要表达和解释自己的情况，而被对方责备“不配合”。
“那为什么要去呢？”我问。
“我那是为了锻炼！和媒体周旋，也是一种锻炼啊！”尹春龙解释。
“周旋？你觉得是周旋？”我笑。
他一吐舌头，带着孩子气的坏笑说：“好啦，怪我用词不当，I’m sorry!”
他很偏激，“喜欢一棒子打死”；不那么会遣词造句，也很词穷，说到反感的人群就是“迂腐”；他承认自己文化程度低，又爱炫耀，故常常被人抓住把柄。曾做过中广网教育频道的广告代理，主管嘱咐他接受采访一定要汇报，可他偏偏得意地告诉记者们，他也要写稿子了，还带实习生，结果又惹出一段风波……
他也纠结：“如果有一天，我失踪了，我就找到了我真实的身份。”
很多人问，尹春龙，你不如再好好回头种你的4亩香菇不行吗？
其实问的人也知道这不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成长可以回头。
大家都在评判他所做的对与错，却少有人关注他的感受。爸爸能理解儿子，儿子也说“和爸爸一条心”。但由于各种活动和忙碌，近一年来，两人却只见了两次。电话打得也不多。
事件有其复杂性。或许“树立英雄”的过程、尹春龙本身蠢蠢欲动的心、不可预估的自然灾害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因素，都是事件发展不可推卸的推手。
我突然理解了他关于“周旋”的含义。他不过是在学习，用他特有的方式，一种应对这个社会的方式，所以，社会是什么样，反射出来的就是什么样。
我只能说，我们也是其中一分子。
[记者手记]
接触过尹春龙后，我才发现，他实际上是分裂的。
一方面，他是“汶川抗震英雄”，一位自认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众人物——“做了好事，当然要留名，我不仅要留名，我还要唤醒沉睡的中国企业……”
而另一方面，他内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回去吧，继续种你的四亩香菇地，隐姓埋名地过你该过的日子。”
所以，他的话常常是冲突的。有时他得意于自己“刷脸卡”就可以直接进出于当地领导的办公室；但有时也直言，“我想过我该过的生活”。
他的这种前后不一，常让我迷惑，但实际又可以理解，“我20岁那年经历了你们在20岁时都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价值观的冲突，还有成长的冲突。他说，“我已经无法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