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哈尔滨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22个研究生落选，主要因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华商晨报》1月14日）
“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这种毅然决然的姿态，只能借用元好问那首著名的词作来形容：问世间编制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社会分工无高低贵贱，环卫工当然不是低人一等的职业，但学教育出身的研究生王洋，寒窗苦读十余年，其最初的个人理想肯定不是当一名环卫工，也不是为了依附在环卫工身上的一个事业编制。可现如今，却带着某种殉道般的悲情，要与编制天荒地老、长相厮守了。
“死在编制里”不是王洋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一群人的选择，只是很少有人如王洋般作出这样极端的表达。有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后，每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都超过100万人，其中不乏范进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超级考霸，可谓生命不息，“考编”不止。
在王洋们看来，环卫工的事业编制，不过是公务员编制的自然延伸——“工作三年后，就有可能调整到管理岗位，到了一定的级别后，就可以自然转为公务员。”而哈尔滨市一个事业编制的环卫工，对来自农村、无“拼爹”资本的王洋来说，其本身的诱惑力也是巨大的：可以解决城市户口，工资及社会保险等均按现行事业单位工勤岗位标准执行。加之可以预期的职业稳定性，以及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隐性福利，这是多少“编制外”民众梦寐以求的啊！
很难指责这些年轻人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很多时候，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理想往往被撞得支离破碎。某种意义上说，王洋们的选择是理智的：今天不死在编制里，明天死了可能就只能埋在“春天里”。
新闻中，一位改革开放之初下海的官员程小平很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更多的年轻人是进入到企业，或者自我创业。一方面，那时候的年轻人更有英雄情结，另一方面，当时全社会所散发的改革热情，以及为改革创造出的条件，让年轻人有一定的成本去承担失败。”然而还不到30年的时间，年轻人的择业走向已经迥然不同，“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成为时代强音，随之而来的是一代人的理想幻灭。
年轻人的理想幻灭，于个人而言是最大的悲哀，于国家而言也是最可怕的事情。当一个国家如此众多的青年才俊都走上“考编”之路，个人理想乃至国家理想将何处安放？换言之，如果年轻人都选择“死在编制里”，国家怎么办？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国梦”，那么这个梦想更多地要靠每个年轻人的梦想来承载，而这些个体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该是整齐划一的“编制之梦”，而应是个人价值自我实现之梦，开拓进取之梦。
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暮气沉沉，还是生龙活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职业选择。程小平说：“研究生当环卫工也好，国考万人角逐一个职位也好，只能说是改革意识的消退，这种消退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整个社会，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深思。”此言诚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