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人航海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已有过一个大航海的时代。
据近人徐继畬《瀛寰志略》讲，中国人，因通西域始于汉而称汉人，以下南洋起于唐而称唐人。不过，唐以前的海外贸易，基本为求奇异之货，夸上国之仪，还是朝贡关系，唐以后，转向市场经济，重在贸易关税。
有宋一代，因辽、金压迫北疆，而西夏又阻断西域，贸易掉头转向海外。于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因此，有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很敏锐，他说，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代化开端。西方学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个新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已然近代化端倪了。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到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更何况，天子府库取之于民终究有限，不如向外商取用，也许无穷尽。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且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资为基本国策，更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
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并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但南宋航海，多为商船，其目的在于经商，所以“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与后来的郑和下西洋以官船而非商船以官员而非商人不一样。海舶多大船，可载数百人，因海外多盗，船大人多势众才敢航海；另外，当时南洋岛国虽无商税，但贿求繁多，名目为“献送”，不论货物多寡，一律都得“献送”，所以跑一趟小船不利。
船大不畏风浪，就怕搁浅，所以常用“鬼奴”，指黑人，他们善游，入水可不瞑目，一旦船漏，即命“鬼奴”手持刀絮，泅水补之。还有一种“舟师”引航，只要取海底泥闻一闻，他便知船泊何处，至于夜观星，昼观日，阴雨的日子看指南针，已是常规。尤其用针路辟航道，替星象之后，航海之人便把星空留给了信仰，因而重番僧，遇难则祷。
这是北宋宣和年间，朱彧在《萍洲可谈》里向我们介绍的情况。
他还说，船载货物，多为瓷器。这从唐中期就已开始，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起一艘唐代沉船，船载货物67000多件，98%为瓷器。因为沉船附近有一黑色大礁岩为标记，遂以“黑石”命名，为“BatuHitam”。
唐外销瓷，以越窑青瓷为主，看来外商的品味与陆羽相似，也认为青瓷略胜一筹，所以，越州成了陶瓷之路的起点，出口在相邻的明州（今宁波），从明州出海，走东洋，下南洋，还要下西洋，中间在广州转口，因为广州是陶瓷之路外商的入口，外商都在这里聚集，他们在这里称瓷器为“支那”——china，就像当年希腊、罗马称丝绸为“塞利斯”。不过，有人说，“支那”和“塞利斯”出于相同的词根。
印欧语系称我国为“支那”由来已久，那词根，还在三千年前的古梵文里就出现了，三代时称殷人，战国时称秦人，汉、唐以来，因东西方贸易和佛教传播，古老的词根又开花结果，以陶瓷之路为纽带，将东洋和西洋连起来，而印度就在连接点上，这一连，就激活“支那”于印欧语系。
流沙河《与瓷器无关》一文，提到唐朝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过“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这位义净法师，当年曾航海去印度求佛法，他说的，当然最靠谱了。不过，“支那”从一个寂寞的词根，变成流行词语，还是因为瓷器，是瓷器，特别是青瓷的流行，唤醒了远古梵文里的“支那”意识。先是“越青”代表了“支那”，因为唐朝外销瓷，以越州窑的青瓷为主；后来，龙泉窑兴起，龙泉青瓷替代之，代表了“支那”意识；接着，就是景德镇窑的兴起，随着青白瓷和青花瓷流行，“支那”一词也传遍世界各地，由于流行时间长，从宋、元开始，历经明、清以至于今，人们仍以“支那”为景德镇瓷器，而误将其一隅之地的“昌南”，作为了“china”来历的词源。
景德镇瓷器，虽说宋、元时就已开始流行，但宋代最为流行的还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宋朝五大名窑，其中哥窑就是龙泉瓷的代表，其余四窑，都属于宫廷品味，不入西洋之流，不在外销瓷的范畴，惟有龙泉瓷，对内能满足精益求精的宫廷品味，对外能行销世界。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到了宋代，陶瓷之路的起点转到了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经由明州转口，或直接就去，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
龙泉窑所在地，有一部分，东晋时就属于永嘉郡，从人文地理上来说，整个瓯江流域应该是一个整体，最好不要用后来的行政划分将其割裂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龙泉瓷可以看作是瓯瓷在宋代的发展，不光是瓯瓷产业从楠溪江转向瓯江流域，一条条龙窑沿着瓯江往山上走，走到瓯江上游，更因为瓷的品质与格调，同“缥瓷”那样惟妙惟肖，由于汝窑南迁，两个美丽的倩影再度重合。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一书中说的，“具体地说，一进入这个时期，生产青瓷的中心就转到浙江省的龙泉，这种瓷器的青色，其清澈犹如秋高气爽的天空，也如宁静的深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龙泉窑青瓷”。从南朝的“缥瓷”到唐朝的“越青”，再到汝窑的“天青”，三上先生以其深邃的眼光，一眼就看出了中国青瓷发展一脉相承的主格调——龙泉瓷的“天青海绿”正是从“缥瓷”的淡青泛绿发展而来，瓯在山海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样的格调。
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范围比“丝绸之路”不知要大多少倍，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提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而那时浙、闽、广三市舶司收入已达两百万贯，占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高宗捉襟见肘，可不久，经济就恢复了，国土虽然丢了一多半，但财政收入却接近北宋最好的时候，到了孝宗朝，就已经全面超越北宋了。
很显然，这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成就，国土上的损失，通过贸易顺差得到弥补了。
看一下《清明上河图》，就知那汴州繁华，是漕运带来的。可细一想，那运河的源头不就在杭州？“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运河的一项主要职能，为汴州提供取之不尽的财源。
杭州的繁华，除了漕运带来，还有海运。那时，浙东沿海一线，是王朝的生命线，这一线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权的命门了，最重要的命门有两个，一在明州今宁波，另一在温州。
明州经金兵焚城之劫，已然废墟。温州似有天佑，金兵至台州，已是强弩之末，势疲而返，温州无战事，繁华犹存。
北宋时期，温州一年就要造出600多艘大船，当时可谓数二、数一。更早，则有三国时期的东吴，建立过官营的大型造船工场，从那时起，便成为中国南方三大造海船基地之一。而江心屿，从来就是航标岛，其东、西两塔，华灯高照，为海船出入导航。此外，它还是避风港，为避风浪，船泊于此，举行祭风仪式，祈求风平浪静，然后，“大船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