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开禄留下数十亿债务“外逃”传闻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尽管1月4日倪开禄回国打破其“跑路”传言，但超日太阳资金链紧张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在光伏行业整体困境面前，超日太阳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数据显示，中国最大10家光伏企业累计债务已高达1100亿元，此外还有数目庞大的应收账款，光伏企业的财务危机更显严峻。笔者认为，造成光伏企业高应收账款运营、资金链紧张的罪魁祸首在于产能严重过剩，而非行业本身问题——毕竟巴菲特还刚出手25亿美元投资美国的太阳能产业。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 ( capacity utilization) ，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对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工业统计和跟踪分析， 是用于反映工业经济实力和工业经济走势的一个主要月度指标。可惜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编制及公布这个指标。
虽然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但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传统行业而言，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其发布的《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上半年报告》中指出，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
有色金属行业的电解铝这些年的无序扩张也导致了长期产能过剩的风险。其产能利用率在2007年将近90%，由于盈利丰厚，吸引了许多企业新建大规模产能。各地一窝蜂而上的结果是产能扩张太快，行业产能利用率迅速降低，近两年已经降至65%左右。
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体现。
新兴产业方面也有不少案例。据报道，风力发电机组制造业目前产能闲置逾40％；光伏产业产能也严重过剩，据工信部下属的光伏产业联盟对所属160多家企业的统计，产能己经达到了35吉瓦，全国光伏企业总产能在40吉瓦上下，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装机量还多。
产能过剩是今后5年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大挑战。产能过剩的发展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其解决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
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其连续5年年增长率超过100%，在产品价格暴跌的背景下企业利润锐减乃至大面积亏损，巨额负债更令企业如牛负重。有数据表明，2010年，光伏产业毛利率还在30%左右；2011年就降到10%以下，而行业内企业毛利率若低于10%，很难实现盈利；到2012年上半年，海外上市中国光伏产业股中，毛利率低达1%以下者已经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为负数。
而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是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表现在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尤其在2009 年和2010 年“四万亿”投资带领下，企业盈利改善，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热情攀升；而2011-2012 年是行业前期投资下产能释放的高峰时期，然而这时随着经济总需求的逐季下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十多年前，中国也曾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那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时确实会呈现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但由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下行甚至更高，产能利用率很容易随着经济复苏而强劲回升。不过，从导致此轮产能过剩的原因看，不能靠拉长经济低迷时期来自动淘汰过剩产能，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
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然而，中国现在进入经济转型期，当产能过剩遇到经济转型，产能过剩就成为更加棘手的问题。
因此，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不能用逆经济周期的传统思路，即总需求扩张政策；其次，结构调整也未必有效，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高端产品领域，产能过剩也是“重灾区”。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也凸显政策难题，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对经济增速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较为明显；而如果压缩产能，则经济可能会遭遇滑坡。
也正因此，如果仅靠政府调控，只能使问题有所缓解，若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长痛不如短痛，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GDP挂帅的地方官员提拔体系及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