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多月的胎儿，女婴，因交不起罚款，产妇被强行带到医院，注射引产针，两天后死胎排出……
如果隐去地点，你会以为这是陕西镇坪；但不是，这里是湖北监利。
如果隐去时间，你也许认为它发生在过去；但你同样错了，它就发生在一周前，陕西镇坪事件后仅半个月，震动全国的计生风波还有“风头”上。
2012年6月19日，就在陕西宣布对当地数名干部停职后5天，湖北省监利县上车湾镇郑家门村产妇胡霞，被当地干部强行带到县人民医院，注射针剂引产，两天后排出已近8个月大的死婴。
几乎是陕西镇坪的再版，情节如出一辙。
一
6月25日，引产4天后的胡霞躺在监利县人民医院妇产科602病房，双乳依然肿胀，腹部是干瘪的医院被单。 34岁的村妇始终睁着双眼，盯着头顶的白色天花板，沉默不语。 “已经几天没吃饭，也没睡觉了，不敢睡，一闭眼就会做恶梦。”丈夫邹光华呆坐一旁，语气无力。他翻开手机，调出里面的照片，那里储存着几天前发生的一切。 19日，这个男人拍下了妻子被打针后的腹部照片。 20日，是妻子躺在床上挣扎、痛苦和扭曲的面部表情。 21日，手机里出现了一个垂闭双眼、缠着脐带、躺在红布上的死去婴儿。 “是个女孩，有一尺多长，已经完全成形。”说起死去的孩子，这个长着敦厚模样的男人忍不住泪光涟涟。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我承认违规。”已有一个12岁儿子的邹光华说，“但是都已经快到预产期了，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太残忍了。” 邹光华和妻子同岁，家住监利县上车湾镇郑家门村5组。2000年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孩，此后，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60多岁的母亲和如今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 去年10月，人在湖南常宁县的胡霞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消息传回家里，“我们双方父母跟我们讲：趁你们年轻，再生一个，也是为了给小孩做个伴。” 夫妻俩也担心超生会受到处罚，但是邹光华发现，“最近几年同村好几户人家都生了二胎，有的小孩都一岁多了，也没有罚款”。于是在老人建议下，两人打算把孩子生下来。 去年腊月间，为了让妻子能够安心养胎，两人从湖南回到家中，“很快，村里的干部也就知道了。” 春节过后，4月的一天，郑家门村村支书郑卫群首先找上门来。 “他说，你先拿2万块钱，我就准你生这个小孩。”邹光华说。 “我当时跟他讲，我们村有几户都超生了，都没有罚款，人家罚款我也罚，人家不罚为什么只罚我？他说不行，人家家里有钱、有人，你什么都没有，你生第二胎干什么？” 邹光华说，他向郑卫群提出商议，家里暂时拿不出2万块钱，能否分两次、三次分期交付罚款。但对方没有同意。
随后村干部频频上门，“有时一天来两次，我跟我老婆到处躲。”今年6月中旬，三个村干部再次找到家里，试图说服胡霞引产，此时已近8个月身孕的她干脆躲回了娘家——离郑家门村约3里远的上车湾镇恒兴村，“我老婆说，小孩都这么大了，再躲个几天，就提前把孩子剖腹生下来，免得被他们害了。”邹光华说。 但6月19日这天，躲在娘家的胡霞还是被找来的村干部带走。
二
6月19日上午9点多，胡霞娘家门前开来了两部车，“一辆黑色大面包，一辆白色小面包，村支书郑卫群带队，来了6个人。另外恒兴村的村支书也过来了。” 当天上午，丈夫在外面办事，母亲上街买菜去了，只有胡霞一人在家。“我听到动静，吓得躲在房里不敢开门。他们又是敲门又是踢门，后来我忍不住就把房门打开了。” 很快，邹光华也赶了回来，“到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承认罚款，我现在就去借2万块钱，能不能保小孩的命？村书记说，不行，你的钱来迟了，你就算10万块钱都不行了。” 随后，胡霞和邹光华一起上了面包车，“他们一帮人围着我们，说的说推的推，强行把我老婆推上面包车，我也跟着上了车。”邹光华说。
中午时分，车开到10多公里远的监利县城，到达县计划生育服务站。此时服务站已下班，郑卫群便安排一班人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 “当时在场的有村里一位管财务的干部，还有一位妇女干部。他们喝酒吃菜，我和老婆一粒米都没吃。在饭桌上我又讲：郑书记，我老婆（月份）都这么大了，快生了，我愿意去借2万块钱行不行？他还是那句话，说不行太晚了，拿10万块钱都不行。” 吃完饭，差不多到了上班时间，几位村干部和胡霞来到服务站。“到服务站后，一个女的检查后说：这么大的身孕了，我不敢担保引产，服务站不同意做。”邹光华说。 “然后他们又硬拉我们来到县人民医院，说这里设备好，条件好。”邹光华说，当时夫妻俩不愿去，被几位村干部强行载到了医院。 监利县人民医院记录显示，胡霞的入院时间是6月19日下午2点52分。“当时一位女医生为我做了检查，她说婴儿已经230天，还差10天就8个月了。”胡霞说。
在今年4月25日，胡霞曾到上车湾镇卫生院做过一次产前检查，她提供的当天该院B超报告单显示，当时腹内胎儿“双顶径5.7cm，相当于23W+”（23周多）。 “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检查后也说，已经这么大了，我们不想接收。但是村干部跟医生讲：你要是不引产，我们要追究你的责任。当时有一些强迫的意思。”邹光华说。 “后来医生就同意了。一个中年女医生拿来一个单子让我们签字，要我们‘同意引产’，我当时不想签那个字，我和爱人都不同意。”邹光华说，后来经不住村干部催促，还是签了字，“也是强迫性签的。” 当天下午，胡霞被推进产房注射了引产针剂。“打针时，我老婆流着眼泪，哭，不愿意，说（让医生）把药量轻一点，小孩也许还能活着生下来，还有抢救的机会。”
三
这或许是胡霞终生难忘的两天。从19号下午被注入针剂开始，她就一直在病床的挣扎中度过。 “打完针后，腰痛、背痛、肚子痛，小孩在里面翻来覆去地动，我老婆痛得很难受，在床上扭曲、可怜的样子，谁看了都会心疼，我就把她痛的样子拍了下来，以后作为证据。”邹光华说，“那两天，心里更不好受。” 两天后的21号上午约10点，胡霞产下一死婴。“当时，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婆还问医生：是不是活的？还能不能抢救？医生反过来问她：你听到声音没有？她说没有。医生说，那不就清楚了。” 邹光华说，引下的女婴头部、身体、手脚已经完全成形。“大概一尺多长，卷着的，皮肤什么都很好，跟人一样。” 他说，孩子引下时妻子不敢看，当时问过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医生讲是男孩，安慰她，因为我老婆是想要一个女孩。” 孩子出来前，邹光华也抱有一丝侥幸，希望孩子还能有一线生机，“当知道孩子已经死去后，我抱着孩子一直哭。当时村里的妇女干部也在现场，她也在旁边掉眼泪。” 丈夫说，妻子怀孕后，和小孩感情很深。“我们农村人素质低，心里有什么也不会讲，但是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后，我能感觉得到她很幸福。” 60多岁的母亲张顺成，也一直期待着孩子的顺利降生。平时儿媳妇在家扫地什么的，她都会阻止：你别乱动，这样对大人不好，对小孩也不好。为了母婴的营养，张顺成也关怀备至，一般两三天都会熬一顿骨头汤或泥鳅汤。 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儿子，邹光华说，全家对这个孩子的性别并无特别期待。甚至，夫妻俩早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为孩子想好了名字。 “如果是男孩，我们准备就叫‘邹双豪’，因为大儿子叫邹礼豪，再添个儿子就是‘双豪’。如果是女孩，就叫‘邹芳芳’。‘芳芳’是我老婆取的，叫起来比较好听，也比较顺口。” 但腹中的这个女孩，最终没能叫上父母为她取好的名字。 死婴生前最后的生命轨迹，被监利县人民医院的两张单据定格。由家属保留的两张院方开具的清单细目显示：6月19日，产妇胡霞接受药物注射引产；6月21日，清单费用最大的一笔是“死胎接生”。
四
6月21日下午，留在医院照顾妻子的邹光华嘱咐母亲：将死婴抱回家，找一个好点的地方埋掉。但当天下午，回到家中的张顺成却把死婴抱到镇政府“讨说法”。“镇里说要处理这个事，但后来一直也没有来人。”邹光华说。 引产后第二天，村妇女干部曾提着水果来医院探望胡霞，安慰家属。第三天，村支书郑卫群也来到病房探视，并送来500块钱。“他叫我签字，我没签，后来他把钱给了我妈妈，说是给我们当生活费用。”邹光华说。 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邹光华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他才从亲属口中得知，就在本月初，陕西镇坪刚发生一起大月份引产事件，“听说还在风头上，居然同样的事情又在我们这里发生。” 针对胡霞、邹光华及其家属的上述说法，26日下午，记者来到上车湾镇郑家门村，试图向该村村支书郑卫群求证。但村委会大院的铁门紧锁，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郑书记不在村里。 随后记者拨通了郑卫群的手机，但一听说记者要采访，对方便在一声“哎哟”的感叹后随即挂掉电话。
（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