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期当过美国驻德记者的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曾惟妙惟肖地为我们描画过纳粹宣传部当年对报纸进行严格管制的现场镜头：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它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三帝国的兴亡》，347页）
在希特勒掌权的纳粹德国，新闻媒体一概都沦为了纳粹党的宣传工具和喉舌，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向民众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与措施，并用纳粹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纳粹当局始终坚持对新闻媒体实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宣传部长戈培尔甚至直接插手报纸每天的采编业务，控制其内容的具体安排。
举个例子说，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后，戈培尔特意对如何报导此事做了极为详细的指示：“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
从那时到今天，足足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德国的新闻媒体如今享受着广泛而充分的自由，政府对新闻的箝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纳粹当局箝制新闻的闹剧却在今天的中国继续上演着，刚刚发生的南周事件便是典型的一幕。
据曾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撰文披露，在此次南周事件中，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一连挨了广东省委宣传部“五刀”。
第一刀：2012年12月23日，南周总编黄灿将编辑部拟定的新年特刊的计划大纲转交宣传部后，编辑部提出的主题被打回头，不少事前规划好的人物描写统统都被撤去。第二刀：特刊的新年献词一共向宣传部提交并被审查了两次，文章的内容和标题都有较大删改，其中标题由最早的《中国梦，宪政梦》被改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第三刀：12月31日晚，版面制作已到了付印阶段，黄灿又转发宣传部的指示，将一整页2012年大事记删去。之后宣传部又下令撤去两篇重要文章。第四刀：改版接近完成阶段时，黄灿以手机拍下特刊的头版大样，第一时间传给宣传部。到了2013年1月1日凌晨，黄灿接到宣传部最新指示，第一，用大禹治水的例子不好，太过灰暗，可能会被误解，第二，“中国梦，梦之难”这些字眼不能在头版出现。第五刀：这是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刀。特刊的大样签名后，黄灿等南周领导又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要他们立刻改版，重点是新年献词的内容，献词上要加上一段据传出自宣传部长庹震之手的导言。之后，宣传部又下令将特辑的主题改为《追梦》。
纵观前后整个过程，中共对新闻箝制之严，干涉之细，恐怕身为前辈的戈培尔博士知道了都要甘拜下风，佩服得五体投地。
近年来，中共当局十分热衷炒作“中国奇迹”，比如GDP持续30多年高增长的“经济奇迹”等。那么中国奇迹到底有没有？叫我说当然有。不信你就去找找，当今世界还能找到第二个类似于中国这样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经济高增长国家？这样的橱窗式高增长不是奇迹又是什么？不过，我想补充的是，中国奇迹绝不止于此。除了橱窗式的经济高增长，远胜纳粹时代的新闻箝制也是一桩地地道道的中国奇迹！
在新闻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时代，一个GDP位居世界第二的堂堂大国，不但不顺应时势，反而逆时代潮流而动，像当年的纳粹当局一样，百般对新闻媒体进行箝制，以至于新闻媒体报导什么不报导什么，一切都得听命于党的指令，不能越雷池一步，这还不是奇迹吗？
是新闻发言人还是职业撒谎人？
新年伊始，一向对《南方周末》指手画脚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又对该报新年特刊横加干涉，而且竟然在编辑签订版面后强行将“新年贺词”删改得面目全非。事件曝光后，臭名昭着的中国新闻检查制度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内外各方的再次炮轰。谁知在1月4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当有媒体追问“南周事件”是否有悖新闻自由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竟大言不惭地反驳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
中国是否存在新闻审查制度？不用说这纯粹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普通常识。堂堂一个世界大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居然置公认的事实于不顾，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哪是什么新闻发言人，分明就是职业撒谎人！
新闻发言人制度源于西方民主国家。在那里，政府不但是民选的，而且还要受民众的严格监督，这就决定了民主政权的新闻发言人轻易不敢面对公众撒谎。不管政府对自己发布的消息持何种态度，做何种解释，新闻发言人发布的信息首先必须是真实的。
独裁国家就是另一回事了，那里的政府既不是民选的，也不受民众的监督，为了维护自身的脸面和统治，他们可以说是撒谎成性，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历史表明，独裁政权的新闻发言人其实就是职业撒谎人，他们的职能就是专事编造谎言欺骗舆论，混淆视听哄骗百姓，尤其是在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上更是如此。萨达姆与卡扎菲独裁政权的新闻发言人萨哈夫和易卜拉欣就是他们的代表。
当年在全世界人民和媒体面前，萨哈夫曾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反覆吹嘘，说什么萨达姆的军队坚不可摧，西方联军被打得丢盔弃甲，谁知巴格达一夜之间就变色易帜，成了美军的天下。同样，当年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易卜拉欣今天说反政府军根本没能力对抗卡扎菲部队，尽管此时反政府军已兵临城下；明天说进军首都的不过是一股小小的乌合之众，已经被政府军消灭，但一夜之间卡扎菲却不知去向，这群所谓的乌合之众竟然已控制了首都百分之九十五的地区。
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同样以说谎脸不红、心不跳著称，他们的撒谎水平固然暂时比不上萨哈夫和易卜拉欣，但若论撒谎时的胆量之大和脸皮之厚，却绝对不输这两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今不少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还清楚地记得“六四”时的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此公不仅是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元老，也是他们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六四事件”两天后，他就在新闻发布会上面不改色地宣称，整个事件过程中“只有23名学生死亡”。那么“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究竟有多少呢？截止2011年8月，仅“天安门母亲”寻访到的六四死难者就达202人，将近23人的10倍。可见袁木的谎言离谱到什么程度。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不但是出镜率最高的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是最敢于不顾事实公然说谎的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2001年，流亡美国的中国军医王国齐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共有组织地摘取死囚器官，甚至活摘器官。他本人就参加过超过一百次从刚刚执行了死刑的囚犯尸体上摘取角膜和皮肤的行动，也曾目睹过他所在的天津市武警医院的其他医生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但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却矢口否认王国齐的证词，说“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王国齐的证词是“恶意中伤”，是“耸人听闻的谎言”。不料，在2012年3月6日举行的中共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器官移植“掌门人”黄洁夫却明确承认，“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这一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谎言可谓不攻自破。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那时到现在，类似于以上这种谎言在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嘴巴里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者诸如：中国尊重和保护人权，一贯反对酷刑，认真履行《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义务，在反酷刑领域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人权正在不断地取得进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致力于改进人权，今后它仍将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目标；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政策举措、行动力度和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
本来，中国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地是为了维护和改善自身的形象，但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满口谎言的新闻发言人不但没能给中国政府增添任何光彩，反倒让民众更加看清了它的流氓嘴脸和邪恶本性。就此而论，这帮职业撒谎人倒不失为一批具有特殊价值的反面教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