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经济体积膨胀为基本标识的改革当中，封建主义经济方面的表现除了不自觉地导致了经济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在财富固化形式上复现了“疯房主义”。
疯房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通俗化政治术语，它旨在指明封建主义政治当中对大规模持续性建设的偏好。比如秦代的阿房宫建设，被后世评论家杜牧指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阁”、“蜂房水涡，矗不知几千万落”，“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女机上之工女”。中国改革以来的疯房主义一方面表现在公共建筑之耗费方面，如政府办公大楼的超奢华，以至左派报纸也愤怒于此而以“民心在变”来警示公权力体系；另一方面，个人对房产拥有的规模如“房叔”案例繁多之状，成为社会公平大面灼伤的特征。比较疯房主义两方面的特征，后者更能佐证中国改革的封建主义特征。仍引用故事性历史案例，可以见到作为改革成果之一的住房权益，是怎样被“房叔”之类（本质为封建主义分子的阶层）占有了绝大部分之情状。
在封建主义即经典训政里面，权势人物的疯房主义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亚皇权享受。因此，当一些政治罪案爆发后，犯罪人的房产数量即便不是直接罪证（贪贿与霸占）也是道德负面之把柄。在东汉中晚期，外戚暨权臣梁冀与其妻孙寿夫妇之疯房主义表现如此：“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此外，孙寿还是一个杀人犯，重庆事件中薄谷开来杀人案几乎是对孙寿的“历史模仿”。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来论述，而简炼地引证晚清案例以便给出一个历史跨度感。在晚清，官商身份的胡光墉如同梁冀一样是典型的疯房主义者，诸笔记类私史记载其在杭州的宅第云：“文石为墙，滇铜为砌”，“以碗砂捣细涂墙，扪之有稜，可以百年不杇”。其住宅附有特色花园，“所置松石花木，备极奇珍”。
中国当今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由疯房主义来印证，是本文作者所采取的历史通俗化手法。而回归政治资源分配分析，“宗子维城”观念暨传统意识形态衍生出来的新恩荫制度，就是“红二代”薄熙来一类人兴起的基本依托。换言之，薄熙来的超常升擢是一个更广义的“拼爹”结果。重庆事件之后，需要追问的东西还很多，而不仅仅是对薄熙来王立军（尤其王立军）个人品质的口诛笔伐。否则，另外一种版的封建主义必将泛滥成灾！
现有统治体系存在比他们自认腐败致亡党亡国之虞外的更大危险，那就是即便 “二亡”发生而使诸多现行制度的受迫害者欢欣鼓舞，也未必能使中华民族这个文化共同体解毒于“双重历史性”之贻害。一个需要进行深刻批判的非常恶劣的晚近历史性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祸害。在现代国家理论里面，马克思主义是仲裁人模型，即“如果一个社会的阶级力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衡，那么国家官僚和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队领袖就可以推行不受资本控制的稳定政策，尽管他们一定会维护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很显然，中国的改革一方面确实强化“政治——军队领袖”结构并使维稳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成为现实，但是，国企再度强大或曰作为改革成果的最大聚拢体它也以积累了弱化国家仲裁人的能量，从而使“新的资产阶级（特指国企系统的管理层）”不仅在经济生活中有支配地位，而且还扩大了社会不公的灼伤面积。因此，封建主义性质的中国改革处于没石头可摸也无力重新选择渡口的境地。因此，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表面马克思主义、实际精英主义的“两乎皮“状态。这种”两乎”皮状态在古典封建主义时期的表现就是意识形态说谎，如西周的“天命不僭”对外言说与“天命不于常”的对内惕励。
即便是在传统视角下，认可意识形态“两乎皮”状态而企望精英政治带来理性结果（如避免薄左势之法西斯主义掌权），但封建主义性质严重的中国政治仍无法与精英型的国家自治模型要件靠近。因为“统治精英和（或）官僚进行统治”，需要“这两个群体不受外部社会运动、政党或特权群体的控制”。抽象中国政治案例，结果无疑是可悲的，比方说薄左势力的打黑唱红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顶尖级政治精英，除中共十七届六位常委赞赏重庆模式之外，负责政治精英选拔的部门领导人甚至说“重庆改革为破解中国面临难题提供新思路”；再比方说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受到国企以及财税利益集团阻击，以至于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也因此而逡巡不前。于此，“新的资产阶级”也从特指的国企系统管理层扩展到政府中的财税利益集团，更广及公权力体系中可依靠公权力博取巨额利益的行为人。
更可怕的情况则是国家确实已经特殊利益集团化，完全符合“最强的国家治理形式”——“国家官员以自己的偏好行事，同时统治精英的喜好与社会偏好存在明显差异”。此种明显的差异在中国社会不仅有底层的“三仇”（仇富、仇官、仇警），而且还有主流意识形态“仇穷”的政治化表达，“新黑五类”（维地异网弱）被认为是美国阻碍中国崛起的工具，尽管此种政治界定受到了良心学者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