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首脑最终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吗？
经过了数年坎坷，上周一局势似乎瞬间发生了变化。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清楚地表明，他将领导世界各国致力于该问题，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他的话语“吹响了行动的号角”。
奥巴马的第一届任期是以气候问题上接二连三的失败为标志的。例如，在2009年12月于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奥巴马推动起草协议的努力遭到了发展中国家阻挠，而在后续会议上——如去年11月到12月期间的多哈会议——也没有产生所期望的进展。
在多哈会议上，各国同意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有效期延长八年至2020年，但几乎没人对此次会议表示欢呼，因为总的来说，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进程开了倒车。首先，中国提出要恢复2011年协议中被删除的条文；其次，各国没有达到有意义的碳减排目标；第三，随着俄罗斯、加拿大和日本相继退出协定，《京都议定书》四分五裂。这些叛离使得目前《京都议定书》所覆盖的全球碳排放不到15%。正如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所评论，该条约“以遗憾收场”。
美国从未批准过《京都议定书》，因为布什政府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不支持任何不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碳排限额的安排。到如今很显然，如果存在一个全球气候协定，所有国家都将需要接受严格的排放限制。
有三个的迹象显示中国有可能会接受严格的排放限制。首先是本月覆盖中国北方地区的“爆表”雾霾天气。在北京，空气中PM2.5危险颗粒的存在水平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39倍多。在浙江省，一家工厂燃烧了三个小时，周围居民才发现该燃烧冒出的浓烟并非雾霾。在这个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看似永无止境的雾霾”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由此产生的公共健康问题似乎已经刺激到了中国沿海城市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作为回应，即将上任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称，治理工作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同意将碳排限额作为全球协议的一部分，其中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可能有能力达到标准，尤其如果他们的责任并不很繁重的话。本月，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表示，2012年四大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均下降2%，且今年的降幅也将达到类似水平。
此外，北京方面表示，计划到2020年时将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45%。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中心（隶属于发改委）主任李俊峰指出，“要解决几十年来由于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导致的一长串发展困境，减少排放是唯一可能的办法。”
中国政府可能接受碳排限额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一项全球协议将主要关乎金钱——给中国的金钱。中国已经在接受环保资金，因为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在全世界的4,200个提供补偿的项目中，中国就占了将近一半。
现在北京想要更多的资金。多哈会议通过确立原则——发达国家有责任为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对较贫穷国家进行补贴——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游走的活动家们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支持。先前富裕国家已经同意提供清洁能源和其他技术支援，但没有承认有义务修复正在发生改变的气候。
在多哈会议上这一点发生了改变。南方中心（South Centre，由5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执行主任许国平（MartinKhor）对BBC说道，“这是一个突破口”。“损失”一词出现在文本中——原则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接下来就是资金争夺战。
这份多哈文本“鼓励”富裕国家每年至少贡献100亿美元，直到2020年《京都议定书》被一项全球协议所取代为止。对中国政府而言，这还不够。上个月，中国要求发达国家的援助增加到十倍，即到2020年为止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从而基本上搅乱了谈判。对中国政府而言，气候是一个金钱问题。
原因何在？目前，中国中央政府手头拮据，所以不想做出重大的支出承诺。此外，中国强大的国有企业——已表明他们也不会买单。同样的，地方利益也已经在与中央政府的环保努力相较量，如果不得不承担成本，他们是否会无视北京可能做出的排放承诺？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炼油厂商，随着路面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其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加。他们已拒绝进行升级，因为成本不能被转嫁到司机们头上，他们将不会配合治理要求，直到财政部来买单。
另一个可能阻碍改变的行业是钢铁。近年来，来自于中国燃煤发电站的PM2.5排放有所下降，而以煤炭为动力的钢铁厂所产生的PM2.5则有所增加。
石油和钢铁的案例大致在中国各个工业部门中被不断复制。随着近来国有企业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崛起，很显然它们将不会掏钱进行环境升级以达到中国政府所做国际承诺的要求。
而这意味着气候变化条约就是关于谁来买单的问题。
奥巴马总统也许能够劝诱中国接受一项全球协定，但为了达到该目的他将需要让美国纳税人来补贴中国的工业。然而，国会的形势无疑将阻止任何此类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