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位官员纷纷表示如果制度实行，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从1987年首度提出动议到现在，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的这项制度，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不过，2013年1月22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坚定的制度反腐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观念的进步、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官员们站了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他们的声音，尽管依然微弱，但已开始在整个体制内外激荡。
而对于官员资产问题最敏感的核心那些无人知道确切数字的存量资产，如何处置始终争议巨大。其中最大胆但争议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时点为准，此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此前官员资产只要退赃甚至只要申报则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违法？是否会成为贪官的集体洗白？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反对特赦者或认为这明显有违公平法治，有损人民利益，不应实行；或认为恰恰应在反腐声浪正高之时推行全面反腐。而赞成特赦者则认为，用一些已经难以追回的损失去换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价，只要能从此依法惩治。
类似的难题，曾同样摆在1970年代的美国、香港与1990年代的日本、韩国面前。因为各国传统沿格、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均不一样，每个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而最后的结果是，240年前诞生于瑞典的这项制度，迄今已有上百个国家实施。
南方周末特制作本期专题，聚焦官员财产问题。
厅级干部“晒家产”
“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1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四千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这段袒露家底的陈述，让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当下，“家产”往往是一个官员最敏感的“隐私”。如此坦白道来，让这位一口浓重湖南乡音、留着稀疏长发的小个子官员，成为媒体蜂拥寻找、网民争先喝彩的对象，并被冠以“财产公开第一官”等闪亮头衔。
其实，范松青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第一人”。不过，在南方周末记者所了解的个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个副厅级。
对现年58岁、官场生涯已至尾声的范松青而言，这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举动，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报到参加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范松青，带上了一份当天才最终定稿的提案《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
公开官员家庭财产的做法，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两百多年前发端于瑞典，先后已在上百个国家实施，向来被认为是政府遏制腐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国，这项制度却始终并未实行。
其实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官员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各项个人收入，相关材料再由单位统一上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如不实申报，由党组织、行政部门或纪检部门处理。之后十几年，中央出台过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断扩大申报群体和事项范畴。
但这些经年累月的申报材料，都是“专人保管”，有关文件对查看这些材料的权限作了详细规定只有“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调看。
就连参与申报的官员，也普遍认为这是“年复一年的走过场”。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随这些年腐败现象的恶化广受垢弊，因此外界对公开的呼吁声渐强。
在2007年进入政协之前，范曾在广州市纪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对此关注已久。他决定今年的提案就做这个，“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国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网上又不断爆出‘表哥’、‘房叔’之类的丑闻，我感到官员财产公开已经到了不得不推的时候了。”
刚来到签到处，这份切中时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记者。有人问，“既然你愿意带头公布财产，不如通过报纸做个表率，先公布一下家庭房产情况。你有几套房？”
尽管这个问题让范松青觉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会，还是微笑着说出后来四处流传的那番话。开了这个头，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盘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官员，绝大多数官员的回应方式都是“打太极”。但范是个“非典型”官员：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从家乡的公务员岗位上，考进了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党校任教这算是个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请调入《零陵报》做记者，并且一干六年，成为当地仅有的三个高级职称记者之一。后来举家搬至广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从事的是政策研究类工作。
“在我所从事过的四个职业士兵、记者、教师和官员，最喜欢的是记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记者生涯写过的文章整理成册，自费出了本书。当年轻记者把录音笔伸向他的时候，这段“忆往昔”的情结，也推着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当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体走红，他所在的大学同学QQ群里群情沸腾，大家给他奉上了各种炙烈的褒奖。其中一位现任广州市某高中校长的同学表态说：“老范做了第一个公开财产的官员，我愿意做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校长。”
这些话让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条条摘录下来，保存在电脑里。
“我是无条件的独立公开”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苏省宿迁市某县科技局副局长刘信礼(化名)，躺在被窝里刷微博时，在手机上看到了关于范松青的新闻。
他马上转发，并附言“我也愿意成为江苏省宿迁市公务员财产公示第一人”，写完这句话，重重打上了感叹号。
在中国的行政级别体系里，刘处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级干部。
他所在的县，本身就是一个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地区，不过公示对象只涉及“新提拔为科员级职级”的干部，公示地点在“县政府办公室公示栏”在全国目前已有的十多个试点地区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只对“新任的科级干部”作要求，而申报和公示的地点要么就是单位大院，要么就干脆只是向组织申报。
这种公示刘并不满意，他说，“他们在四楼(县政府办公室所在楼层)搞，我在三楼都不知道。”
刘选择了微博作为自己表达公开财产愿望的平台。1月20日，刘又在微博上重复表态了好几次，强调要借此“为清廉干部正名、与无耻贪官切割”，其中一条微博，被网友转发了几千次这是他开通微博以来，转发数最多的一条。
自从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强烈推荐”他开了微博，一向自认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刘信礼，到现在已累计发布了3.3万多条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条。他在微博上给自己贴的标签是“追求真理、拷问真相”。他说，“我开微博就是为了对社会热点发言，不是为了玩。”他的微博内容，几乎都是在针砭各种时弊，腐败自然是关注重点。
让刘信礼对公开财产如此上心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和在当地法院从事经济审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脚干净”，但妻子的岗位“被人家认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贪腐干部背黑锅”。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包括范松青在内的一些官员在表态时，都加了上级或组织出台政策之类的前置条件，但自己比之更进一步，倡导的是“无条件的独立公开”。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县里一位领导的电话，“很客气，谈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纪律”。刘忙解释说，自己没有说违反纪律的话，并请领导亲自上微博查看，但对方回复说“我从来不上微博”。
挂了电话，自觉“不能只表态，没行动”的刘信礼考虑再三，又发了一条微博苏北某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夫妻公务员，孩子读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购买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钱用具是15年前为孩子买的两万元珠江牌立式钢琴……“他说，为了减轻当地压力，特意隐去了自己所在县的名称。很快，他又接到了电话。压力之下，尽管赢得网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拥转发，他最终删除了这条微博。但连日来，他并没有停止在微博上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吁。
一位体制内的朋友通过留言说了很多让他感动的话，这个朋友之前买房时曾向他借钱，他没钱借，后来想到这事心里总有点别扭，担心对方以为他“有钱”。“这下倒也坦荡了。”他说。
村官、副处与副厅
其实，公开晒家产的官员，最初是从最小的村官开始的在中国，可以说没有比村委会主任更小的“官”了，这个职位甚至都不属于公务员编制范畴。
在南方周末记者所查到的公开资料里，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是位“村官”，名叫许坤，他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的民选村委会主任。
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35岁的许坤带领村民为土地拆迁纠纷，艰难斗争了近两年。正是在此期间，2009年4月，他在网络论坛发帖说，“带个头吧，趁我还是‘官’时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这个帖子里，他罗列了包括摩托艇、家电、存折、戒指、家具等总计四万元的19项家当。
许坤的用意，除了自证清白，也与当时的土地纠纷诉求有关。当时附在个人财产清单后面的，还有诸多当地的拆迁文件。
不过，此后两天，许坤就被开除党籍，一年多后因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被逮捕，后来获刑四年，现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称，虽然获刑时被指控的情节与此无关，但许坤公布个人财产等“出格”行为，不排除对此有影响。
这时候，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正引发全国热议。迄今为止，阿勒泰的试点都是所有试点中“最彻底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县处级及以下公务员都必须在网上申报财产状况，公众可以随时查看。这引起了媒体的蜂拥报道，也由此制造了近年里关于这项制度的一轮小热潮。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晒出了家当，尽管他与许坤并不相识，也从不知晓许的事情。
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许昌下辖的长葛市坡胡镇侯庄村的村委会主任。他在博客上晒出了县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电脑、电视等等。
2008年时他为了解网络以帮助儿子戒除网瘾时学会了写博客，过去就喜欢舞文弄墨但罕获发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发表”的感觉，几年下来已写了近两千篇博客。
58岁的侯俊卿，不是“刺头”，而是政府的座上宾。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里工作，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
这一年，由于他积极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立法建议，被邀去省里参加新闻发布会，“和几位省里领导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还因为许昌打造旅游城市建言，被“市里接去开座谈会”。
侯俊卿说，自己的动因，来自“社会调研”他把平日里和人们对时事的交流，都视为是自己的社会调研。调研结果是，不论农民、教师、工人，普遍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于是，在新闻里看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方面的新闻后，他萌生了“带头公布”的念头。
有了想法后，他在家里纠结了半个月，“怕领导给穿小鞋”在小学当老师的妻子一度也不赞成，担心对自己的考评有“负面影响”。
但决心最后战胜了顾虑。侯俊卿对自己说，“万马奔腾，必有一马当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没必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就这样，他“心一横”，把写好的博客贴了出来，他给自己这个行为的价值，定义为“打响基层反腐第一枪”。
在他看来，这和自己过去积极建言人大、政府一样，是“为国排忧解难、为百姓造福”的一种方式。
“很多粉丝支持我，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还有河南媒体、北京媒体、香港媒体都来找我采访，”侯俊卿说到这些，颇为兴奋。
而且，让他放心的是，始终没有有关部门的任何人就此找过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没有受影响。
范松青被报道之后，喜欢看报的侯俊卿也第一时间看到了新闻。“心里非常激动，也为当初的决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说。
这两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现在当时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小热潮中。此后，愿意公开的官员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时，晒家产的官员级别提升到了“副处级”。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我的级别应该叫做‘享受副处级待遇’”。
张天成也选择了微博。在微博上，这位崇尚屈原的基层官员，喜欢抨击时弊，偶也吟诗作赋。他的微博名“洞庭渔夫”，就取自屈原的《渔父》，在这首诗里，“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应一位网友“你敢公开收入么？呸”的质疑时，他说自己“没什么不能见天的”，并承诺周末之前公布财产，请网友审查，“也给社会吹一丝丝清风”。
第二天一早，张天成一口气发出八条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况、工资、福利、房产等作了详细的列举，甚至把自己受过“严重警告”处分的情况也写了进去。
这是目前为止所有公开晒家产的官员里，写得最详尽的一位。
晒家产的官员在副处级别上并没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个月，范松青又把级别拉高到了“副厅级”。
“守护我的宁静”
相比较中国数百万的公务员群体，晒家产的官员名单虽不断增加，级别不断上升，却始终只是寥寥个案，其中两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务员编制里。
这个小小的群体，外在获得的是公众巨大的掌声，内里却正承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范松青再度谈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话题时，有人揶揄道，“你不动产只有一套，但无形资产很多嘛，你的书现在卖多少钱呀？”这让范有些尴尬，那本书不过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费结集，明眼人不难看出，并无市场价值可言。
接着又有人问，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费力解释一遍自己这些年有关房子的故事这些事情，在这些天里，他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身边的一些目光和话语，让范松青坐立不安。“两会”那几天，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有空就待在房间看媒体报道和网上的评论，有时一天就只吃一顿饭，凌晨一两点才睡。
好不容易政协会议闭幕回到家，妻子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你一个局级干部，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你还好意思晒？”
“两会”结束后，范松青决定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他的理由是“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的言论是受保护的，“之后再谈就不合适了”。
刘信礼这些天则更难过。
在删掉自己晒财产那条微博的晚上，英语教师出身的他，用英语发了条微博，意思是“未经允许，官员不能向公众公布自己的财产”。选择英语表述的原因是“缩小知晓面”。
不到二十分钟，妻子单位的领导打来电话，言谈中就问起这条微博。这个反应速度让刘顿时感觉到压力。几天之后，他仍接到电话，“老朋友”建议他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
曾被评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说他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刘说，他和妻子的分歧，在于妻子不相信官场腐败面前个人的力量，但喜欢《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自己，“相信世间有侠义，而我要做那个侠义之人”。
更早之前晒了财产的张天成，事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初时一度张扬试水意义，后来则反复强调这是“个人行为”。
2013年1月25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络张天成时，他强调“自己晒的东西本是私货”，并不愿再多谈此事，只希望“守护我的宁静”。
后有来者
后来者，正在他们的鼓舞下出现。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徐剑锋，就是跃跃欲试者之一。
搞政治学研究出身的徐剑锋，十年前就从学术界的讨论中开始关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这些年，他就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比较尖锐”的文章。
“我也在考虑，2013年适当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这位副处级官员说，正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的女儿，也对自己很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多，对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文明和落后。”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女儿告诉他，不仅你应该公布，所有官员都应该如此。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则对这些勇敢者“满心尊重和羡慕”。他早就想公开家庭财产，尤其是“被人给气着”的时候。
让他气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职务比我还低的人，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以及“被人说，你一个法院副院长，肯定如何如何”。
赵耀彤的职位，级别不高，权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寻租的机会，不用寻，都是送上门的。”赵耀彤说，先前这些公开家庭财产的官员，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门”里，可自己不一样，如果勇敢公布出来，又有更深层次的价值。
他说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个儿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况却让他无比纠结。
赵耀彤的妻子在一个众所周知的肥缺机关，福利优厚。
“作为家属，我算是沾了媳妇单位的便宜，却因为自个公布家庭财产的主张，把人家单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么人呢？”赵耀彤觉得没法过道义这一关，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劝他打消念头，而妻子已经放话出来，“你公开，就离婚”。
“也许有一天，我会豪气冲天地上微博捅出来。”赵耀彤并没有放弃。
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官员们的饭局上。2013年1月25日，广州一家偏僻餐厅的包房里，七位多年好友正对此热烈讨论。他们大多都不到40岁，其中有两位处长，三位副处，一位科级，另外的一位则在2011年离开政府下海经商。
“我们过得太累了，连兄弟吃饭都躲在这里。谁不想阳光生活？”其中一位副处长说。他们全都愿意公开财产，但有趣的是，谁也不愿意像那些公开晒家产的人一样主动站出来“都怕枪打出头鸟，但我们都在等那声号令枪”。
不只是在饭桌上，在各地陆续举行的“两会”会场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珠海万山镇副镇长王胜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广州“两会”稍迟的珠海“两会”现场，他向现场记者公布了自己“两套房、一部车”。
当时，现场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同在一个会场的多位官员都以“还没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绝回答，而王胜选择了实话实说。
这个水产养殖专业毕业、42岁的书生样干部，长期来专心于钻研自己分管的“渔业”领域，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议题并未关心。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义”，只是被问起来，就实话实说，无需隐瞒，也不怕查证。在接受采访时，他也不惮于主动提及过去被纪委约谈的经历在一次处理渔业纠纷时，一方怀疑他收了好处而举报，纪委查了自己半个月，没有发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胜幸运地得到了自己领导的宽慰“不要有思想负担”，而妻子也没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
王胜遇到的场景，也出现在安徽省“两会”上，尽管很多官员也是在强调要“等组织统一行动”，但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晶璘、滁州市琅琊区委书记高怀忠、滁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茂松、全椒县委书记盛必龙、怀宁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新等人，都大方地对记者详细道出收入和家产情况。
毫无疑问，这样的星星之火，将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体制内自觉推动政策的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了财产，我们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