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要求反腐败，非自今日始。改革开放初期就有这种呼声。当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微博，这种呼声只好借助文学作品发出。
1979年8月的《诗刊》上发表了叶文福的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解放军报》、《文汇报》等报刊纷纷转载，一些电台也播出朗诵节目，一时间成为震动全社会的热点事件。其原由很简单，此诗针对一个拆迁事件——一位文革受到迫害的老将军，复出后给自己盖楼，不惜下令拆掉幼儿园发出了呐喊。
作者呼吁：我的将军! 第一次长征，你征服了大渡河，而今天，新的长征，你想过了没有...你再后退一步，就会变成了大渡河。不!牛金星的悲剧, 决不会重演, 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 但愿我的诗句, 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 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 不能这样做!”。
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平民百姓生活水平很低，某些文革中受过冲击和迫害高级干部，官复原职以后，以权谋私，在住房、出国等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这首诗批评的将军虽然是个案，但恰好传达了舆情，所以产生了新诗诞生六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强烈反响。
1981年，《诗刊》受中国作协委托，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此诗得到的读者赞成票高居榜首，自在情理之中。当时投票没有商业因素渗透其中，选票都是靠邮寄，表达的都是真心实意。然而，这首诗获奖还是遇到了麻烦。曾经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要职的作家刘白羽，原先对这首诗评价很高，不知出于什么背景，他给诗歌评奖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认为此诗“对于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尊严和荣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并说“此诗发表后不久，即受到中央和军委一些领导同志的多次批评，引起部队的广大同志的反感。”坚决反对这首诗获奖。
《诗刊》收到这封信以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然后，给作协党组打了一个报告，报告开宗明义说：“我们召集编辑部同志开会，讨论了白羽同志给诗歌评奖委员会的信件。一致不同意信中对《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的评价，强烈要求评委会坚持评选。”他们说，“如果为群众公认的好诗不能《将军》不予评奖，这次评奖就毫无意义，建议取消。”他们还地陈述了理由：说明此诗“是在尊敬革命前辈的前提下来批评他们的某种缺点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更健康发展，更兴旺发达。”
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诗刊》毕竟是中国作协下属的刊物，必须服从党组的决定。最后，只好以变通的办法，将叶文福的另一首诗《祖国啊，我要燃烧》评为优秀新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与大奖无缘。叶文福心里不痛快，有话就要说，于是应邀到一些大学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又被上报到中央。邓小平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这下子让叶文福陷入了没顶之灾。他是军人，在单位日子很不好过。据他回忆：“床被专案组办公室的人占领着，夜里不能睡，一轮一轮的检讨，永无止境的深刻，逼得我动用世上最可怖最丑恶的词汇来诬蔑和侮辱自己。我已经活不下去了，为了维护作为人最起码的尊严，我时刻想死，时刻在想以什么方式死，在何时何地死合适。”直到1986年，他以副营职干部转业到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然而，叶文福在高级干部中也有同情者。他所在的工程兵副政委刘月生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982年叶文福压力最大时就当面安慰他：“不就是写个检讨吗？写就是了。叫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都写过检讨，不也过来了？”到了2006年，已经90岁高龄的刘将军再次遇到叶文福，特意对他说：“不，你没有犯错误，犯错误的是那个时代！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看你的，就是专门来对你说这句话的！”
刘将军说这个话是有底气的。因为他本人行得直，做得正。他和夫人王世昌晚年节衣缩食，捐款20多万元，在河北顺平县常庄修建希望学校。王世昌几乎每天都盯在工地上，餐餐都和工人一起喝稀饭、啃馒头。为了省钱，工地上的废水泥袋、破纸盒，都要捡起来卖破烂入账。学校建成后，他们每月从离休金中拿出1200元，建立奖励基金。他们让学电脑的孙子自费到学校去帮助安装调试电脑，而且特意交代：“不许吃学校的饭”。
与受挫的叶文福相比，另一个反腐青年陈爱武运气较好。他是国营饭庄丰泽园的厨师长，因为厨艺超群，成为工会系统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共青团系统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当时国家商业部是餐饮业的主管部门，部长王磊是这一行业的最高首长。他从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吃“客饭”有据可查的达16次。其中1980年两次，菜价为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部长光顾，书记、经理往往亲自下厨，选派名厨师，精心制作，中华烟、茅台酒，各种最佳风味菜，尽管往上端。来丰泽园占便宜，不只王磊一人，某领导夫人光临，饭庄按实价收了几十元钱。不料，服务局某局长第二天就跑到饭庄来说：某夫人来了电话，告你们饭庄算错了钱。你们重新算算，把多算的钱退回去。饭庄领导只好将所收款的三分之二退给了这位夫人，并表示歉意。面对这种现象，陈爱武嚥不下这口气。他找到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商量怎么办，他们答复是：“这些事咱们没办法，管不了啊！”他又到北京市服务局上访，答复是：“这个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办！”最后，陈爱武在1980年7月12日向中纪委写了一封揭发信。中纪委收到信后，立即派出了调查组前来调查，确认揭发属实。中央领导人就此作了批示。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通报，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在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对陈爱武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精神予以赞扬。
25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北北获知了这一线索，向副总编辑钟沛璋作了汇报，钟沛璋派她和一名老记者前往丰泽园采访各方人士，掌握了王磊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写出稿件后，送中纪委审核，批示“同意发表”。于是，在中纪委发出通报第三天的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表了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并配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转播，《人民日报》转载。
面对舆论压力，王磊立即向中纪委检查，承认陈爱武的检举确有其事，“确实是特权思想作祟。除深刻检讨，坚决改正，并如数补足钱之外，请求给予党纪处分。”同时，写信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我确实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过饭，今年以前的次数记不得了。今年有两次。为改正不正之风，已去信丰泽园饭庄，请他们查清我所有吃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当补足。同时，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庄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10月19日，王磊把1979年和1980年在丰泽园的饭费如数退还。接着，粮食部一位副部长也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
对于《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现任政府部长的做法，高层也有争论。此后，除了已经决定要下台的高级干部外，在位的部长级以上高级干部，再也没有受到过这样指名道姓的舆论监督。当时还没有微博，通过公共媒体反腐，实际上由此划上了句号。陈爱武只能算是惨胜。
此后的三十年，舆论监督和监督舆论一直在掰手腕，前者往往掰不过后者。如今的官场腐败愈演愈烈，不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与当年相比，都已不是一个量级。中央领导人终于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笼子不同于箱子，它应当是透明的。只有开放舆论，才能让制约权力的笼子透明、坚固、有力、有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