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火车站外，外出务工者等待坐车回乡。
面对中国复杂的经济问题，改革从何下手？社会上有各种议论。其中有的认为，“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对此如何认识？
目前我国城镇化已达51%。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按有的学者以 城镇化率 = 1-农村化率 计算，即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除以“全国总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计算，则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结论如此的大相径庭。一宽一窄研究口径的背后，无非都想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真正的城镇化率重要的不是简单按哪种口径计算，而是要看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福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真正得到了缩小。
全球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过程，中国外需减少并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由此，在前3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加大新城镇建设规模，提高贫穷农民变市民过程中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无疑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力”、是“历史机遇”，也确实存在发展的“广阔空间”。
但是，由此是否就意味着城镇化就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抓手”？笔者在2012年7月曾论述，城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但进城不单是个户籍改革。解决户籍的背后，意味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笔的钱（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当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
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即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未来土地收入肯定是明显减少，肯定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到“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靠大型央企靠不住，又主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又必须去真心实意的落实“新非公36条”。
综上可以看到，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钱、解决资金的问题。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资金并不缺，为什么长期以来资金又到不了该大力发展的中小城镇的服务经济中？这涉及到投资门槛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资金的金融、税收改革问题。第三，在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中，城镇化过程自然会增加一块基础设施投资，但除此之外，主要体现中国消费能力提高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消费大头（城市居民为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
因此客观看，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以全面体现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
由此很清楚：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城镇化更不是简单的搞房地产投资，那只能是在建“死城”；要提高真正的城镇化率，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是最终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其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会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能全部涵盖解决中国当前市场体制建设中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要寻找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进而寻找“突破口”，必须去寻找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市场机制改革。
(此文为夏斌中国改革系列专栏中的第三篇,此前分别为"顶层设计已迫在眉睫"及"中国各种经济问题背后的逻辑关系与脉络",文章仅代表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