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统计资料表明，二十世纪杀人记录的前三名为毛泽东、斯大林和希特勒，他们是公认的上世纪三大暴君，杀人数量都是以千万计，其中毛泽东排名第一。
由于中共体制的不透明，在毛泽东治下被杀和“非正常死亡”的确切人数至今尚无定论。美国有个研究资料披露为四千九百万，说明是“死於大跃进与文革”。杨继绳在其所著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说：“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张戎在其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毛害死了“七千万”中国人（包括两次内战死的人）。
撇开大饥荒饿死的人不谈，单说在毛泽东独裁专制体制下被杀害和迫害而死的“反革命”（又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政治犯、思想犯等，至少有数百万。从中共夺得政权开始，毛泽东就掀起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主要有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镇反和土改运动是大量捕杀“反革命分子”的高峰期。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反运动”。毛泽东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向他报告。镇压对象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中共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和党政军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投入监狱，保留活口，以引诱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上层人士投诚。毛泽东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於‘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毛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杀戒一开，许多地方就出现了乱杀乱捕现象，就连有不满言论的人也受到镇压。1950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国庆节）那天，毛泽东批示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给镇反运动进一步升温，各地在执行中普遍出现“宁左勿右”的现象。
在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下，“镇反”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究竟要杀多少“反革命分子”，中共开始心中无数，于是人为地定了个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这在世界上是个独创。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到县。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指示中对镇反进一步造势，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押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造成强烈的恐怖气氛。
中共当初估计反革命分子有200多万人。根据中共的说法，镇反运动一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千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中共“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有的研究资料估计，在镇反和土改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实际上大约有三百万左右。
这一阶段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产生威慑效应，使平民百姓惧怕共产党。经过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之后，全国确实是鸦雀无声，人人都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长期以来一直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这就是毛泽东的“枪杆子”的厉害：不仅为他夺得政权，而且为他弹压百姓。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期间毛泽东是明火执仗，用真刀真枪杀人，那么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当老百姓对政权已深陷恐惧之后，他的策略就变成了以软刀子杀人为主、以真刀真枪杀人为辅。更有甚者，毛从那时起把各个政治运动的打击指标提高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大大扩大了打击范围。
1957年毛泽东搞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运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被发配边疆，一部分被关进监狱。许多右派分子被逼自杀，有的在狱中被折磨至死，有的在边远的劳改营饿死、累死、病死……中华民族的许多有头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精英就这样成了毛泽东独裁制度的牺牲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被枪杀在刑场上，而是死于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毛泽东晚年搞的“文化大革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打倒“封资修”的名义下，掀起了有上亿人参与的、疯狂的群体性暴力运动。毛泽东鼓动千百万天真无知的青少年“红卫兵”作打手和凶手，照搬了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农村痞子造反的做法，在没有法制约束的情况下，大搞打砸抢，任意抓人捕人，私设公堂，私设“牛棚”。于是，许多“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权威”、文化人、“黑五类”纷纷惨遭毒手，造成无数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致死，甚至发生房山和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的令人发指的事件。更有甚者，在毛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鼓动下，全国掀起了长达几年的大规模武斗，把随意抓、打、杀人变成了全民性的疯狂行动，使文化悠久的中华大地成了同类相互厮杀的大战场。由于中共至今还严严捂住文革的盖子，究竟有多少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今尚无定论。据美国R．J．Rummel所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一书披露，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而文革研究者丁抒在《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一文中说，“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案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有人会搬出毛泽东说过的那句“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话来为毛辩护，其实这恰恰暴露了毛泽东的极端虚伪和狡诈。是的，在毛统治下的中国，名义上也制定了宪法、刑法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法律”来装潢门面，但这些“法律”都是可以被任意践踏的婊子。一旦搞起政治运动来，它们就都变成一堆废纸。毛泽东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他曾直言不讳地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是最高最大的法律。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中共就是用毫无公正可言的“司法”和非司法形式，判处了数以百万计的“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死刑。遇罗可、林昭、张志新等等就是这么死的，全国许许多多无名可考的“政治犯”、“思想犯”就是这么死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那是不值一驳的弥天大谎！
有资料说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的人，再加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独创了一种很特殊的杀人方式，那就是对党内政敌的无情折磨和残害。毛并不直接逮捕他的政敌，更不通过“法律程序”给他们定罪，而是先通过党内斗争（文革中则是“交给群众批斗”），给他们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然后或加以软禁，或关“禁闭所”，或关进监狱。政敌们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饱受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最后或病饿而死，或自杀而亡。自杀身亡者，死后还被戴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帽子。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害死了高岗、贺龙、刘少奇、彭德怀等最亲密的战友。毛钦定的接班人林彪之死，也可归于这个范畴——如果林彪不出逃，必然是刘少奇的下场。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残忍的杀戮方式，因为被害者死前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被迫经受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折磨过程。
最后我想说的是，本文所说的是毛泽东在和平时期如何杀人，这跟德国纳粹法西斯的杀人有很大的不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犹太人；而毛泽东极权政体的杀人却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的对象是没有反抗能力的本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