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钟声还没敲响，杭州采荷一小四年级学生许乐怡的枕头底下，就已经塞满了红包。这个11岁的小姑娘，靠每年过年收的红包，成了不大不小的“小富婆”。小乐怡告诉记者，她的银行账户上，已经存了20万元，都是从小到大的压岁钱。
虽然许乐怡的爸爸说，这笔钱会一直存着，等女儿长大了，工作了，再把存折交给她。但11岁的小伢儿就有这么多存款，的确令人感慨万端。
自古以来，每逢过年，长辈总要给晚辈压岁钱，据说可压住邪祟，平平安安。清人吴曼云更有《压岁钱》诗说：“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诗可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
笔者对压岁钱最早的记忆，是在五岁那年。处夕晚上，父母亲一边下着水饺（长大了才知叫年夜饭），一边让我给端坐在炕桌上的爷爷奶奶拜年。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我哆索着跪在地上，含糊不清的说着“给爷爷奶奶磕头了”，就见奶奶拿出张崭新的2角钱，笑的合不拢嘴说：“乖孙子，快过来，奶奶给你压岁钱。”而父母则是等我睡着后才把2角钱塞到我枕头底下的。
我这辈子收到最多的一次压岁钱是在1964年春节，那一年，穿着崭新海军军官服的大姐夫回家探亲，我去拜年时，他大方地给了我6张崭新的1块钱。
到了1966年，父母给的压岁钱已涨到5角，磕上一圈头也能收入3、5元，这对于15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巨款”，我时常会为如何花这些钱绞尽脑汁。1968年我17岁时，也是我最后一次收到压岁钱，总共11元。父亲将1元钱递给我后说：“往后你就是个大人了，再拜年就不给钱了。”我还好一阵感到失落。
两个月后，我就当兵离开家，成了真大人。两年后回家过探亲过年，在母亲提醒下，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履行一个大人的职责，给拜年的晚辈们准备压岁钱。我送出的第一份压岁钱是给我的外甥，用红纸包着的1元，那可是我“月工资”的1/7啊。
又过了些年，压岁钱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了起来，从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涨到了现在的攀富斗富，成千上万。压岁钱也已不再局限于红包，不少长辈还选择带孩子上书店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以及手机、相机、电脑等。
显然，近年来所谓的“压岁钱”正在变味。与其说是给孩子压岁，倒不如说是大人间利益博弈的一种变态。君不见，压岁钱成了很多人的公开表演，成为显示自己财气与实力的象征；其次，对给压岁钱的功利性也很有讲究，如果知道这个压岁钱一定能通过其他途径收回来，或对未来的回报抱有较高预期，那么就出手阔绰；反之，则会随风就俗简单表示。显然，这压根就不是“压岁”，而是人们在穷得只剩下钱后所孽生的一种“癌症”，这种病的传染大大淡漠了人间的亲情、传统、道德及家庭关系，不仅祸在当代，更将殃及千秋。
难道不是吗？！大人的一言一行，孩子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大人以发压岁钱多挣足面子为荣，孩子自然以收压岁钱多为傲。长此以往，人们之间的交往除了金钱、虚伪外，还会有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