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大规模摧残民主群星(图)

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2013-02-18 14:00 作者: 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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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共史家沙健孙曾有一份研究,透露中共利用学运在内战中逹到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及国军力量。该研究有一段指出毛泽东就表明中共的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蒋介石进犯军的人民解放军的战争”,第二条战线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而那些中共在背后鼓动下的学运中,当年的“民主群星”却纷纷在中共执政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大规模的摧残殆尽。


李锐(左)和《群星陨落记》作者李凌。

今年我已经吃九十六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西南联大先后有二百名地下党员

一九三九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一九五二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二十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一百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七十一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八千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三千八百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二百零六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

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佩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一九四○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二○一二年五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

一支富民主思想的校长教授队伍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

梅校长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一九三一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伦、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深感不满。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和黎澍同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

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陈寅恪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联大师生历次运动被斗者不计其数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一九四九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四十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一百四十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伦、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

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一九五七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边纵”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一九五八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反右运动大规模摧残民主群星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二○○八年第七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

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一九四二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一九四九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

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毛定知识分子为反革命文革祭刀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至第118页,第12至35页,第13至171页、182页。)

文革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扭曲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一九九五年,共有九十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八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六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二○○○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二○○八年,共评出十二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四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者以耄耋高龄、孜孜不倦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大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来源:摘自炎黄春秋杂志二○一二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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