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惹不起”、“躲不开”的关系。“惹不起”是因为，如果政府没有制约，政府本身的权力就可以自我膨胀到无限大。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随时把民企打入非法或违法地带。因为法律由政府解释，部门法由政府制定，解释权在政府手里，执法权在政府手里，司法权也可以由政府任意干涉。天罗地网，疏而不漏，即便你的行为没有违背相关法律条文，政府还可以判处你“非法”，非法无非是未经政府批准。我们搞企业，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不需要跑政府，几乎没有人能够自主自觉地去干成一件事情。名为搞市场经济，不过是计划下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审批经济。
比如企业申报土地手续，三年两年办不下来，即使手续合格，仍然不予批办。再如全国的小产权房，60%以上都是非法的，不规范的，政府能不能给你办呢？能办，但是他们会有选择地办。这就在时间上空间上构成一个权利寻租的灰色地带，相当于给企业戴上“违法”或者“非法”的紧箍咒，可以随时处罚打击你。如果企业能够顺利办好合法手续，政府就无法管制，无从处罚了。
几千年来，我们都希望有清官，有强势的政府帮助百姓做事、指挥，好像离开政府，什么也干不了。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概念应该转变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百姓经济，就应该让市场来调节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机构也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设置。这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难点，也是着力点所在。
在三十年前改革之初，我们说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这些都改了，废止了大锅饭，也砸了铁饭碗，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之上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官和民的不平等，各级官员的不平等，也就是说锅与锅之间还是不平等的。政府把老百姓的大锅给砸了，把工人的铁饭碗也砸了，自己却端起了金饭碗。
改革三十年来，虽然政府对社会、对经济发展是有作为的，但这种作为的机制不是为企业服务，而是让腐败作为一种润滑剂推动着经济发展。如果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应该弱化政府、缩小政府，甚至政府就应该退出经济市场，让市场经济来主导社会的发展。里根总统说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很多地方不稳定的因素，恰恰都是政府一些刁官制造出来的，而不是刁民闹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