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六君子”人们总会心生敬畏，而这里的“六君子”却是一帮逆潮流而动的反面人物，跟历史上前五起的“六君子”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作吹鼓手。袁世凯因出卖戊戌六君子而功成名就，可他却没想到自己导演的“六君子”的粉墨登场，竟成了他身败名裂的转折点。
袁氏称帝竟为打破宿命论，杨度成为“太子”钦定参谋长
自袁世凯在1913年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以来，国内外即有中国将有共和制改行帝制的谣言，但袁屡次发表谈话，否认其事。特别是1915年6月，他对冯国璋的一席话，讲得痛切至极，感慨万千。他说：“自《新约法》颁布以来，总统的权利提高到跟皇帝毫无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而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朝代，每个朝代的末代皇帝，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难留给他们。”冯是他的心腹大将，他对自己人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局外人自然不能不信以为真。袁、冯谈话在上海报上发表后，关于袁帝制谣言顿然沉寂下来。
谁也没有想到，当袁氏把话说绝的时候，帝制运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仅仅隔了一个多月，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就大吹大擂地公开出场了，“六君子”也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据深知内幕者说，袁之所以急于要做皇帝，正是为其儿孙打算。他笃信宿命论及星象之学。袁家上代人没有一个能够活过58岁的，而在这一年(1915年)他已经活到57岁，此时不创基业，更待何时!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认为征服了国民党后，他在国内便呼风唤雨，一无敌手。国外他所畏惧的也只有日本一国，他已送给了日本一份厚礼，相信日本不会再出面来干涉中国改行帝制。这便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的原因。
袁筹划进行帝制时，在未正式公布前，对外界绝对保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他进行帝制的唯一参谋长。他的干儿子段芝贵因为接受任务太多，发觉了些许蛛丝马迹，袁不得已也让他参与了帝制的筹划工作。此外，他的老朋友徐世昌，老部下段祺瑞，老幕僚张一麐一干人等，都被他瞒在鼓里。但也有一个例外，杨度却是帝制运动的知情人。
杨度之所以能够知道帝制问题的一切内幕，主要依靠两个人：一个是“太子”袁克定，一个是公府内使夏寿田。杨度自1907年投靠袁世凯以来，就为袁氏父子出谋划策，深得袁克定的信任。如果说袁克定是他父亲的参谋长，那么杨度就是袁克定的参谋长。1915年的春天，在袁克定私下设宴拉拢梁启超时，就只有杨度一人作陪。袁克定生平最讨厌徐世昌，曾一度背着徐在别人面前呼之“活曹操”，而杨度也深恨徐世昌夺去了他的“新朝首辅”，对其咬牙切齿，无时无刻不想把他轰走。杨度跟夏寿田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县人，王湘绮的门人，与杨度有同乡同门之雅。夏做公府内史(袁世凯将总统秘书改称“内史”，秘书长改为“内史监”)，就是出于杨度的大力推荐。当时，公府内史监阮忠枢是一支老枪(烟瘾很重)，又经常出差在外，寻花问柳，不大过问内事。袁的老幕僚、内史张一麐素来就强烈反对帝制，此时被袁甩在一旁。夏则每天按时办公，对袁更是唯命是从，阿谀奉承，朝夕不离袁的左右，因此一切机密文件均出自他的手。当时，有人向徐世昌询问时事，徐总是冰冷冷地回答说：“你们何不问夏寿田夏内史去!”这短短的一句话，说明袁对夏信任之深。夏每天下班后，一定到杨度家吃晚饭，对于府中的一切动态，随时向杨汇报。有时袁交给杨的某些任务，也由夏转达。这就是杨度能够知晓袁氏机密的特殊原因。
拉名流不成退而求其次，功利熏心促成筹安会“六君子”
1915年8月，杨度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组织筹安会，自封为理事长，让孙毓筠任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这事的顺利通过，就是以夏午诒为中介而得到袁氏父子点头的。除杨度外的这五个人中，有两个全国知名的学者：严复、刘师培，三个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李燮和、胡瑛。除严复是袁氏父子所赏识的人才之外，其余四人都不怎么符合他们父子俩的要求，只因当时的大名流、大学者都反对帝制不愿“上山入伙”，而袁又急于要做皇帝，不得已而求其次，这便是筹安会能够迅速成立的直接原因。
杨度物色这五个人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也是用过一番心机的。孙毓筠自1913年交卸安徽都督定居北京以来，与同盟会的关系日益疏远。随后袁便聘他为公府高等顾问，月支津贴八百元。袁开的工资这在名誉职中算是偏高的待遇。1912年7月，袁提名他为陆徽祥内阁的教育总长，由于其自身原因并未获临时参议院通过。这一时期，孙毓筠的表现越来越下流，竟与章太炎、张绍曾、王庚等人发表联名通电，痛骂临时参议院为“奸府”，公然主张袁氏独裁。在国民党二次革命期间，他曾组织国事维持会，名为调和南北之矛盾，实为替袁氏独裁而效力。袁进行帝制活动时，先后任命他为约法会议议长和参政院参政。从此他就鞍前马后完全倒在袁的一边了。他早年在南京因事被捕时，杨度曾经营救过他，因此他对杨颇有好感。此次杨找他列名为筹安会副理事长，当然也是得到袁的同意。
刘师培虽以当代学者闻名于国内，但他早年因利益之熏背叛过民主革命，做过两江总督端方的侦探，并非一位贞操气节之士。1915年，袁聘他为公府谘议之职，这在公府闲职中并非是一个显要的职位，他却引以为无上光荣，上折拜谢袁的任职之恩，咬文嚼字，谄媚阿谀，丑态毕露。
1915年3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不想却在政界博得了“旷代异才”之名。刘师培看到如此情况暗自欣喜，也写了《国情论》和《告同盟会诸同志》两文，以表示自己不甘落后。
“六君子”之中，只有严复列名于筹安会，是由袁氏父子直接点名的。起初袁克定想拉梁启超入伙，任凭袁软磨硬泡梁就是不为所动，于是他就想找严复来代替。因此杨度三番五次到西城旧刑部街严宅去登门拜访。严无奈随即表示默认。过了几天，他的老朋友马相伯跑来规劝：“又陵(严复字又陵)，像杨皙子、孙少候那班人，年纪都还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偌大年纪，又何必多此一举!像我七十老翁，早已无意于攀附权贵了。”此时严已登名黑榜，要想在筹安会上除名挽救也已来不及了。
“六君子”之一的李燮和，那时是个仕途不济、穷极无聊的失意军人。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时，他曾到北京来活动，也曾以调和南北的矛盾为自己的使命，致电相劝黄兴适可而止。此次因生活困难，又从湖南到北京来观光，后便被杨度拉进了筹安会，做了一名无足轻重的配角。
胡瑛在早年参加民主革命时，颇有暴烈之风。自1912年迁居北京以来，经常同杨度来往，风气所熏，豪气早已不似当年。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曾到上海会见黄兴，苦口婆心劝其不要起兵反袁。此次受杨诱惑加入了筹安会，也是理所当然。
肃政厅不解袁帝意上呈文，一朝计谋讨伐声中万古空
筹安会成立不久，就动员全国各省在北京的同乡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1915年9月6日，袁派杨士琦代表他向参政院发表了关于变更国体的宣言。但在九月九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向袁上了一道公呈，请袁迅速取缔筹安会。呈文写道：“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虽宣言为学理上之研究，然各地谣言蜂起，大有不可遏制之势。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会长，彼等倡此异说，加以函电纷驰，号召各省军政两界各派代表加入讨论，无怪人民惊疑。虽经大总统派员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表意见，然人心并不因此稍安。揆厥原因，无非以筹安会依然存在之故。应请大总统迅速下令取消，以靖人心。”从这道呈文看来，肃政史们显然没有看懂袁氏宣言的真正意图，错误地认为他是反对筹安会的。
袁看了这道呈文，内心虽然不痛快，但又不便发作。他亲自拟稿批答说：“世界各国有君主、民主之分，要不外乎本国情为建设，以达其巩固国家，保全种族之宗旨。中国当君主时代，历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一旦爆发，更无研究之余地。前车之鉴，可为寒心。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须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
袁在回复中公然称许筹安会“六君子”为讲学家，他自己也提倡言论自由，内务部当然不会再有误解了。9月16日，该部呈书回复袁氏说：“政谈集会，本为讲学家研究学理之资，其界说属于言论。从前君主时代，于讨论共和之政论，深闭固拒，故其原理未易晓畅，而其说输入人心，乃酝酿于秘密煽惑之中，一发而不可收拾。易地以思，可为殷鉴。是则关于言论，不妨任其自由。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虞，自当加以限制，以保公安。”
这道呈文明确看出了袁氏的立宪意图，并加以发挥，进一步称“六君子”为“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并说他们已自定界说的范围，当然没有另加限制之必要了。
这时候，袁对帝制的问题虽然还在遮遮掩掩，态度暧昧，但是全国人民反对筹安会，反对帝制的声浪已是铺天盖地，响彻云霄，达到了不可遏制之势。其中有两个人呼声更为尖厉，一是贺振雄，他上书肃政厅，主张严拿杨度等祸首，明正典刑，以正国是。一个是李诲，上书检察厅，控告杨度等叛逆昭著，动摇国本，恳准检察厅按法惩治。袁为保障“六君子”的安全起见，在他们每个人的家里派武装警察二人守卫。后来查明，贺振雄并不是什么不避斧锯之诛的英雄豪杰，他想一鸣惊人，凭借此事以求显达，杨度随即派人拉拢，给他在筹安会挂了个名义，月支津贴若干，他就不声不响了。李诲是湖南省议会议员，是李燮和的兄弟，当时在长沙办《湖南公报》，他也不是什么大义灭亲的好汉，经其兄李燮和从中斡旋，也就不再有所表示了。
9月19日，梁士诒另组“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安福胡同挂起了招牌，并于当日联合“各省代表”向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第二次总请愿。自此以后，“请愿联合会”成了帝制运动的中心，筹安会不免相形见拙，杨度只得于10月15日将筹安会改名为“宪政促进会”，想在袁世凯登基后，在立宪问题上另作文章以求重用。但不久云南起义爆发，随后以日本为首的日、俄、英、法、意五国又向袁提出干涉中国帝制的联合警告，袁氏的帝制梦大势已去，这个“宪政促进会”也就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