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恶化并非简单的天灾，而是权力专断的结果。天灾只是对权力自负的报复方式，也是权力推卸责任的借口。目前的环境恶化大都表现在江河污染、空气雾霾、饮食威胁，这些基本生存环境范围的恶化尚不属于天灾的范围。不可抗拒的天灾主要表现在大的地质灾害、天体灾难以及自然之链的突然中断。因此，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区域的生存环境恶化完全是权力造成的人祸，而不能将此简单地转嫁给天灾。中国的环境恶化并不是从近年来开始的，而是在上世界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埋下了祸根，只是由于大自然的宽厚包容直到今天才大规模爆发。四九之后，毛对彭真说，他希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全是林立的烟囱和滚滚浓烟，于是，北京的城墙保不住，文化保不住，一个国家的青山绿水又怎能保全？从此开始，自负的权力一直在毁灭文化、扭曲道德、糟蹋环境、荼毒生灵，中华文明已经几近沦丧，唐风宋月、明水清天只能留在古老的文字里。
未经约束的权力是革命思维的产物。革命思维就是破旧立新，就是你死我活，它不承认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环境一样有一个自洽的生态系统。也不承认自然秩序和自然环境有着伟大的存在之链，不承认人类历史是自然之维的徐徐展开。革命思维把一切旧的、传统的、自然的都视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力量，运用一切专断的权力和暴力机器将其摧毁。他们先是摧毁有形的文化遗存，然后摧毁无形的文化伦理底座，最后摧毁自然之链。革命思维不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也不承认传统的合理因素，更不承认自然本身存有伟大的生态秩序，他们决意要战天斗地，使高山低头，让江河断流。革命者从不会敬畏山河，他们指点江山就是要改造或者创造江山，让其为我所用。这种思维认为暴力可以夺取政权，同样认为，用集中的权力所掌控的暴力就可以人定胜天。革命思维用残酷的斗争方式取得军事胜利，同样认为用阴谋和斗争就可以驯服自然。它不承认大自然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也不承认江山本身是一个自足的生命体，一定要让在手的权力成为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任意挥斥的魔杖。革命思维从来不敬拜鬼神，更不在乎大地之上的生灵。这种思维之下诞生的世俗权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其制衡和约束，它会把一切质疑视为反革命而彻底削灭。本来，自然秩序是大地之上所有生灵的最高主宰，这种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主导着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衍化。人类只有尊重自然、敬畏规律才能符合人类的生存之道，也才能得到自然秩序的不断恩赐。如果把自然视为敌人，用革命思维与之展开斗争，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是必然的结果。但是，革命思维从来不考虑妥协和双赢，只是迷信专断的世俗权力可以征服一切，因此，才有人造梯田、江河拦坝、大炼钢铁、大拆大建、大树进城等一系列违背自然规律的极权工程，为环境恶化埋下了种子。
未经约束的权力必然是自负的权力。这样的权力普遍厌恶人类的一切传统，甚至把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址都看作是封建余孽，于是，建造新的大型工程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在“动物庄园”中，拿破仑猪要建造巨大的风车，不在于它的实际用途，而在于向世人展示，这种集中起来的权力能够迅速办成大事。在所有这类人造工程中，从不会考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影响，只要能够证明新政权的伟大。这种自负的权力不会理睬专家的劝告，只认为自己控制的国土地大物博，自然资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因为自负的权力从不在乎任何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自己的革命规划是一种宏伟、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他们要为人民创造新的秩序。于是，在这块大地之上留下的一切传统便会遭到灭顶之灾，扫尽封资修才能描绘天堂般的神话，否则，便不足以展示新政权的伟大之处。中国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和革命情结，消灭一个王朝，不仅要消灭他的肉身，连同一个王朝的一切都要捣毁，这样便能体现革命的彻底性，便能保证新权力的安全性。由于自负的权力不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也没有权力的制衡和驯服，因此，它的为所欲为必然让环境和社会背负沉重的代价。以革命和暴力方式取得的政权，不仅要全部毁灭历史遗留下来的城墙、古城、古镇及一切古建筑，还要在破旧立新的基础上建造人类奇迹。因此，最高权力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设计师，不仅要重新规划社会，还要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或以大跃进的方式来赶超世界水平，以此来证明权力集中的优越性以及革命的彻底性。这样一来，为了达到权力的政治目的，哪管什么生灵涂炭、饿殍遍野，更不会在乎什么山崩地裂、洪水淘天。任何风调雨顺、天明气净都是权力的英明决策，任何阴风愁雨、天地如晦都成为不可抗拒的天灾。
与革命思维和权力自负如出一辙的便是经济发展时代的政绩工程。虽然表面看来没有革命年代的斗争烈焰，但从运行方式上看，完全出自一种母体。以政绩工程为主的权力运行，其对环境的破坏比革命年代更甚，更彻底，更具有不可挽回性。如果说，初级阶段权力的专断对环境的破坏是显性的、张扬式的、浅层次的，那么，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时代，在政绩观的作用下，专断的权力对于环境的破坏则是隐藏的、持久的、深入骨髓的。这种专断的权力继承了他们先辈的革命衣钵，一旦权力在手，就要对某一个地区进行重新打造，以此拆除前任留下的所有痕迹。人们最常见的便是，一个新的长官主政一方之后，马上就会为这个地区把脉诊断、开出药方，然后作出不同或相反于前任的发展方向。前任的规划方案确定这座城市要向北发展，后任必然要决定往南迁移。前任的规划中要发展服务业，后任马上决定要大炼钢铁，以此证明自己的英明，然后打造自己的政绩。这样一来，不管前几任已有多少基础铺设，新的一任就会马上予以否定，能拆毁的拆毁，能废弃的废弃。他们往往提出“三年大变样”，他们最常引用的话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因为这种政绩观源于权力的授予方式，因此，这种独断的权力只向权力的授予者负责，怎么会去考虑一个地区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如果能够带来GDP高度增长和明显的政绩工程，哪怕引进核弹的试验也在所不惜，何况只是破坏了当地人永久的居住环境。人们最常见的是，一个人一旦主政一方后，他就会成为当地真理的化身，已经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还会成为一个区域的救星，似乎他能在几年内把人们带入他所规划的幸福天堂。而实际上，这种未经约束的权力不仅疯狂攫取当地的自然资源，还会引进大量破坏环境的政绩项目。这样一来，在短期内GDP才能上升，自己的政绩才能凸显，然后才能迅速升迁。人们常说，现在到处充斥着这样的“三拍”长官，决策拍脑袋，拆迁拍胸脯，离任拍屁股。在他拍屁股走人之后，很快会把环境的恶化转让给他人，把恶果永远留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革命年代，握有重权者都是用血淋淋的人头为自己的权力埋单，用千万人的尸骨铺成自己的权力之路，而今天，每一个执掌重权者，又何尝不是让千万人付出了同样的代价？君不见那些光鲜的GDP官员的背后，有多少干枯的河流，有多少残破的青山，还有多少被重度污染了地下水源的癌症村庄。
任何政治权力都是自利取向，宪政之下的政治权力必须接受这一假定，然后把权力限制在同一规则，尽管如此，依然不能豁免政治权力的自利可能。如果政治权力在非宪政体制中行使，其自利行为会发挥到极至，没有权力的制衡和法治的有效约束，专断的权力就会翻云覆雨。这种情况下，专断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进行的一切权力行为都是为了一己私利，虽然常常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由于权力的自利取向，中下层权力机构不但不去制止环境的破坏行为，甚至会参与破坏，或者暗中支持。如果不是权力在幕后充当黑手，有哪家企业敢非法排污，或者直接排到地下水层？这些权力常常强调宏观调控的重要，其目的并不在于为人民谋求公共福祉，而在于集中更广泛的权力，使权力掌握更多的资源。威权政府更喜欢凯恩斯，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短视，而是深藏其中的权力取向，世界上哪有什么仁慈的政府。世界上，一些政府之所以不敢轻易作恶，不是它有什么高尚的情怀，也不是具有什么道德自觉，而是权力制衡的结果。在没有权力制衡的情况下，任何政府都会急功近利，甚至杀鸡取卵，我们常见的一些地方政府寅吃卯粮、大拆大建便是典型的自私行为，子孙后代的死活根本不予考虑。实际上，在布坎南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进政治过程研究之前，马基雅维利已经揭破了权力的道德神话，在中国的民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早已流传千年。我们今天只是仅仅看到了一些企业为了创利而不择手段，把所有的痛恨都指向这些污染企业。这些污染企业固然可恨，但它并非污染的源头，其源头还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只是政府隐藏在了企业的身后，没有这样的污染企业则难以支持他们肆意挥霍的财政支出，也便无法创造政绩和形象工程。现代政治学已经使我们知道，任何公权力并不具有道德能力，并不是权力越大就道德越好，因此，公权力如果没有被约束在宪政的框架内，它可能随时随地攫取自己的私利。因为保护环境是一项长期的潜移默化工程，保护环境则必须放慢发展的速度，虽然有利于子孙后代和生活在大地之上的普通人，但无法让GDP高速发展，显然不利于官员支配更多的财政收入。由于威权体制来源于乌托邦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显著的特点是激情主义的当下折腾，而不会尊重任何传统秩序，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的掘坟运动和房地产政治实际上是文革运动的另一种继续，因此说，文革远没有结束，因为其革命思维还在主导体制。
既然任何公权力都不具有道德能力，任何政府也不具有仁慈情怀，未经约束的权力则会为所欲为。这样一来，公权力的无底线滥用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全面崩溃，整个文化的传统底座已经崩塌。本来民间社会具有道德伦理的修复能力，也有自洽的文化生态，但是威权体制压制了民间社会的善意机会。民间社会和文化生态向来亲近自然秩序，更是把保护环境视作使命，但是，威权体制排除其信任范围，往往将此看作对于权力的威胁。没有了民间社会的伦理纽带，也割断了传统道德的文化脐带，威权体制中的社会只能全面奔向私利。目前，表面看来全民在破坏环境，或者在参与破坏，任何人都认为自己破坏的恶果会转嫁他人，而实际上，这种全民破坏之举源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这种情况下更无法实现驯服权力的政治生态，全民皆私，甚至有利于公权力的混水摸鱼，或者趁火打劫。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崩溃使人们无法对公民政治发生兴趣，然后纵容权力的为非作歹，这样一来，形成了破坏环境的旷古奇观。权大者大破坏，权小者小破坏，无权者也想尽一切办法参与破坏。在一些边穷地区，一些村民不惜在自家院落中深挖矿井以掘取矿藏，然后换取微薄的收入，有的为一些排污企业提供排污藏匿之地。这样就形成了千古未有的全民逐利局面，由于没有了任何道德约束，法律又不能涵盖所有空间，于是，每个人都认为自然环境的破坏于己没有直接关系。现在一些人整天空喊改革，其目的并不是驯服权力，而是为权力找回狼性，然后使之更凶猛更暴烈，显然，这种改革并不能要挽回已经破坏得病入骨髓的环境。虽然公权力不具有道德能力，但具有示范效应，也就是它的价值取向会传染整个社会。如果说，上层政治权力依然停留在虚伪的假大空方面，那么中下层权力机构也会心领神会，然后不顾一切地寻求私利。然后带动整个社会在自私心态的作用下，以邻为壑，疯狂地夺取资源以满足自己的私利。这样一来，导致人们在掘取自然资源时，不再在乎什么历史文化，更不会在乎什么青山绿水。这种野蛮化的谋利进程已经把自然环境当作了敌人，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也在所难免了。
目前，有人把整治环境恶化的希望寄托于公权力的强硬，实际上是在寄希望于狼为自己寻找丢失的羊。要知道，环境恶化的根源不是公权力的无能，而恰恰是公权力专断的结果，正是其不被有效约束，才导致今天的恶果。宪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其关键是约束公权力，不让它为所欲为，只有在驯服的政治状态下，公权力的每一步举动都必须接受全体公民的审视。用法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是一个国家走向理性的第一步，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一定能够全部整治好环境，但是如果不把它关在笼子里，环境整治就会毫无可能。因此，现在要恢复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空气无尘、饮水无毒，必须要为权力作减法，限制它的权力范围，限制它权力的触角，才能止住环境的继续恶化。如果不能及时限制住这些肆虐的权力，它还会在整治环境的口号下继续进行权力寻视，继续更深层次地破坏环境。你知道，一些地方长官有多么自负！对于任何执掌权力者必须作无赖假定，才能设计出一套限制其滥用权力的规则。这样肯定要降低行政效率，但是与制造人类的灾难比起来，效率永远不能成为践踏环境的借口。没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未经约束的权力效率越高，推向人类灾难的悬崖越近。六十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足够证明，那种激情主义的画卷只能把人们送进地狱，带进天堂的只是极少数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所以，在今天当我们遭到环境恶化的无情报复之时，已经无法再在历史的习焉不察中任权力继续说谎，必须清醒利维坦侵人利已的可能无处不在。在一个道德框架被破坏骀尽的文化圈中，如果不能约束肆意作恶的公权力，要使环境重新修复实在是痴人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