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网友读了我发表的文章，对我说，重庆民企老板李俊起诉公安局，有什么用？法院能受理吗？受理了能胜诉吗？薄熙来，王立军倒了，孙政才还在，黄奇帆还是市长，陈江渝不是共产党员吗？开“神马”国际玩笑，你老姜就是有一颗童心啊，幼稚得可爱。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但流亡海外的李俊不这么认为，他说，我起诉重庆公安局，不是针对陈江渝为代表的现在的沙坪坝分局，而是王立军及其死党绑架的以前的公安局，也就是起诉的是“过去式”，希望却在“未来式”，如果没有胡温习李，国际舆论压力再大，你老姜写得再好，我的俊峰集团也得被王立军的关系企业迈瑞公司没收，“吞鲨”啊。我起诉它，不在赢不赢，而是敢不敢，我一是表明支持习近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理念，二是显示我对薄王唱红“黑打”，徇私枉法的痛恨，三是给自己及全国的民企描绘一个理想，总之，结果不重要，过程才悲壮，理想鼓舞人。
我很赞成李俊的观点，虽然至今两年多，彼此没有见过面，但经常电话海聊，有时聊着聊着，我就累得睡着了，下次提起，他笑过也不在意，我渐渐地读懂了他，概括就四个字：大气而精明。现在，他敢于起诉重庆的公安局，还能通过电话直接指挥自己的企业，把一个烂摊子整得井然有序，真的很佩服，他从一个转业兵和承包加油站的小老板，成为拥有45亿资产的大富豪，被薄熙来，王立军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却在两年后起死回生，破镜重圆，又知名天下，众人瞩目，使俊峰成为目前全世界最有名的中国民企，确实是因祸得福。试问，王健林有500亿，但他有李俊的形象与气节吗？陈光标，用亿元现金垒山吸引眼球，有俊峰的广告效应吗？如今，起诉沙坪坝公安局又是一着高棋，一个分界线，他要人们检验官员“依法治国”的承诺的真实性，也显示由此告别黑打的阴影，勇敢地面对未来的决心，更使俊峰站到历史的交叉点上。
毫无疑问，习李接班，发表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讲话，也做了一些亲民的举动，但远远不够，你说薄熙来，王立军，“四大金刚”徇私枉法，为什么他们绑架公检法构陷的冤狱，不能正名？不能平反？不能在官媒公布事实？你说，你不否定毛泽东，但他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么，为什么还要保留“敌人”制造的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为什么张德江悄悄地为数以千计的涉及民警的冤案平反，速度又快，人员又多，名声又大，但对640个涉及李俊，黎强，彭治民，曾智强等人的案子，却装聋作哑，久拖不理呢？难道平反冤案，也要搞特权吗？胡耀邦当年可不是这么干的。没有胡耀邦，连薄一波都在监狱里呢，你薄熙来算个啥？没有文字狱，你习仲勋还不得在车上带牌子游街啊？所以，别等了，抓住李俊提供的契机，撕开专制的一个口子，把沙坪坝公安局送上法庭，民告官取胜，举世皆惊，这样一来，中共不但不会垮台，还能维持几年呢，否则，等到民众处处无冤可诉之处，就是统治者的大厦摇摇欲坠之时了。
不过，习近平也好，孙政才也罢，都是抓大政方针的，未必方便直接插手重庆民告官的一起具体的案件，关键在重庆高院或中院的领导，2月28日，重庆俊峰置业有限公司法人罗皓，代表李俊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李庄以委托代理人和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进入角色，他派出的两名律师已先后到达重庆高院和一中院，虽然受到相关人员的热情接待，但高院没有接受申诉状，而中院人员只是留下了文字材料，他们说，需要等待上级指示才能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对此，有网友回答得好：重庆仍没有摆脱薄熙来王立军的思维惯性，即便是本职工作内的事情也要先请示上级，上级同意立案就立案，上级不同意立案就不许立案，至于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不重要的，上级领导的话绝对比法律重要。我认为这真是一针见血啊。
那么，重庆的司法界的官员在想什么呢？我认为有三种人，一种是薄王的余党，在薄当政时，得到了一些好处，比如，黑打抢钱，暗渡陈仓，王抢“大蛋糕”，他们分得一点奶酪，也很满意，象李俊的奔驰汽车被扣押过，返还时里边有的配件都没了，还不是被分赃的人顺手牵羊了吗，类似这样的人不少，他们当然不愿意给人家平反；二是自身没有个人私利，但历次运动整怕了，动辄翻云覆雨的，昨是今非，无数适从，信息又不透明，担心授人以柄，最保险的办法是等上级指示；三是唯我独尊，死不认错，明明知道樊奇航是冤死的，曾智强是彭治民的陪绑，但怕一旦平反，影响公安局的形象，说是与薄王切割，但骨头连着筋，如何割得清？总之，一句话，党管政法，一言九鼎，法官不独立，不职业化，没有人事和待遇的保障，你说，不等上级发话，怎么办？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老问题：不改旗易帜，但红旗下面笼罩的司法阴影怎么办，要我说，中国的访民的问题千千万，最初都是吏治不清，司法不公造成的，像李俊这样的，你法院不受理，他只有信访，信访“泥牛入海无消息”，只有派人去市委，本地不理去北京，地方不理去中央，写文章申冤，无处发表，到京城喊冤，驻京办抓你，游行无场所，讲理没地方，访民怎么能不聚众闹事，闹大了就成了“六四”，“六五”或者“六六”啊，因此，社会要合谐，统治者必得高度重视民众的诉求，不满有地方发泄，不公有法院裁判，问题根除在基层，前不久，政治局开会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事，这表明习李一班人已达成共识，但是没有具体的办法，连真正的分权措施都没有，怎样落实呢？
无疑地，习近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不想放弃一党执政，只是想靠教育，引导和警示，震慑而逼迫地方官员自觉地按《宪法》办事，但《宪法》写着言论自由，还可以游行呢，下边的人不理，怎么办啊。我忽发奇想，是否可以把公安局还归政府管，但检察院归政协管，法院归人大管，这样形成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但问题又来了，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不仅大部分都是党员，而且轮流着走马灯，根子上还是一家，除非规定只有无党派人士可以在公检法领域任职才有戏。假如真正司法独立了，法官可以凭原则和良心判案，既不会出现王立军，也不会让薄熙来案云山雾罩的，既不会逼得李俊四处逃窜，也不会出现如今民告官的窘境，节约了多少白白耗费的民脂民膏啊。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累积了多少啊，教训还少吗，中南海高层不能再犹豫徘徊了。
还是容傻得可爱的书生进一言吧：李俊开得不是国际玩笑，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必得向人类共有的权利制衡司法模式看齐，没有别的路可走，这里仅举一例，我2009年来加拿大，一次通过考取了G2和G牌，没找关系，也不必请客送礼，几乎每天驾车外出，四年多来从未有警察拦车检查，也没有人罚我一次，因为我照章行驶，警察如有违纪，可以去法院控告他，听朋友说，他们被处罚后告过，有赢有输的，但每次都有收获，比如，至少可以少罚点，为什么法官相对公正？原来他们是专业的，独立的，与党派无关，加拿大能做到，为什么中国做不到，为什么中国只学白求恩，不学人家司法独立？为什么公安局可以违法，扣押和追缴民企的合法财产，而李俊不可以控告，不可以胜诉？谁在开国际玩笑？
2013年3月6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