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引人关注。不久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专门发文，就中国基尼系数相关质疑发表回应。文章指出，受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去年12月前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指标不一致、农民工归类不明确，无法简单加总得到全体居民收入。因此这是最近几年没有计算、发布全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一回应是针对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引起的诸多争论。根据公布结果，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这个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开始逐步回落，表明中国整体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个结论引起了各方的诸多争议和讨论。
笔者以为，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一国整体收入差距大小的基本工具，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异议和争论。争论在于基尼系数的具体的统计方法、数据来源以及在某一个国家具体的运用时如何更加科学地符合该该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等。就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而言，笔者一直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基尼系数大小，尽管该系数可以大致反映一国整体收入分配状况和差距大小，但是基尼系数并不是唯一的，换句话说，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仅仅依靠基尼系数还不能够真正了解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现有的基尼系数至少无法涵盖和解释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普遍的问题，任何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都会出现收入差距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少因素是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而有多少因素又是非经济、非市场因素的结果，特别是有多少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公、规则不公和权利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则是差距背后的分配不公。市场经济承认合理性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反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显然，收入的基尼系数本身只能够说明差距大小，却无法科学分析差距背后的真实原因，更无法看出分配不公的大小和程度。
二是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问题。笔者一直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既要看短期的静态的收入差距大小，更要看长期的动态的收入流动性大小。笔者在《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一书中指出，即使在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下，只要不同的收入阶层拥有的收入份额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群体和阶层的收入份额能够保持向上的流动，这样较高程度的收入流动性会大大降低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
但是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正在减弱或者下降，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流动性正在放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显然，仅仅有静态的基尼系数，即使数据再科学和完善，也不能够反映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在笔者看来，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在于能否让各个不同的收入阶层拥有较快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各个阶层能够拥有向上的收入流动性，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至少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效率，更反映了收入分配中的机会公平问题。从这一点说，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基尼系数，更要关注收入流动性大小。
三是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问题。就基尼系数而言，可以是按照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也可以是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也可以是财富计算的基尼系数。显然，消费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大小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三者中消费基尼系数相对会低一些，财富基尼系数相对会更高一些。我们目前公布了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一定意义上使得我们可以和国际进行比较，按照相对统一的口径大致了解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大小和程度。
即使如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按照收入计算的反映整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无法真实反映中国大国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无法反映中国城乡差距是整体差距的“主要贡献者”这个因素，同样也无法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对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等也无法得到客观评价和反映。
其次，目前基尼系数也无法反映日益加剧的财富分配的差距和大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房地产发展、股市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可以预期的是，按照财富口径计算的基尼系数一定会很高，因为财富分配领域具有很强的“滚雪球式”的收入分配极化效应。毕竟，穷人一般很难有机会进入资本市场和具有“投资性质”的房地产市场。
四是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问题。收入分配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我们还需要关注除了收入以外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
如果说基尼系数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一种“分配结果”的话，那么导致这种分配结果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决定起点公平的教育机会以及医疗卫生机会是否公平。教育公平决定着市场竞争的起点是否公平，医疗卫生等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等决定者劳动者劳动力生产率能否更好地得到开发和发展。显然，教育、医疗公平投入和增长本身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有效统一的基本手段，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绝对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替代关系。
显然，目前单一的以收入衡量的基尼系数，无法真正反映中国目前社会政策不统一、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客观和事实。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日益降低的基尼系数，更要一个统一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毕竟，让每个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真正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