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的鬼魂窥测到复活的时机
——“新左派”崛起的效应
一个人一旦被奉为神——无论那是由于历史的谬误，还是基于人性的需要，它的灵魂便获得超越个体生命时间和形式的精神能量。灵魂意味着体现他生命意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灵魂就具备超越朽败肉体的神的活力，尽管他的灵魂真实表述的，是西方极权主义对人类的魔鬼的诅咒。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借太阳神的名义举行的一次魔鬼的政治狂欢；魔鬼的狂欢必以人的血海泪涛为美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基于强化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的国策，高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因此对农村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另外，为了彻底把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的政治殖民地，毛泽东主持创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共产集中营，即“人民公社”，数亿农民沦为集中营中“会说话的工具”，完全丧失附属于人格的独立意志和自由权利，根本没有能力在任何意义上反抗中共暴政。由此，终至发生近四千万农民饿死的大悲剧，当时真可谓饿殍遍野，伏尸万里，白骨撑破青天，悲音彻于九地。
极权铁幕对外遮蔽悲剧，然而中共对真像则了如指掌。国策失败，毛泽东威信大损，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或许还应当包括邓小平，成为中共权力意志的实际主导者。
哲人会由于丢失灵魂而痛苦，独裁者却只为丧失权力而承受烈焰焚心之痛——那是只有重获权杖才能治愈的魔鬼之痛。“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毛泽东重新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战争。
中共从创立之日起，内部便实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权力的贪欲使人变成冷血的野兽，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沦为权力贪欲的血祭。毛泽东能够一度夺取这片黑暗丛林的王冠，自有其超人的阴险、诡诈、凶残之处。不过，这一次他却遇到前所未有的艰难。艰难之处就在于，刘少奇、邓小平控制了庞大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击碎既有的掌握专制权力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并重建忠于自己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是毛泽东击败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前提。击碎并重建数千万官僚构成的极权专制系统——这超越了人的能力，是神才能作到的事。于是，毛泽东决定使自己成为神，以实现对独裁权力的烈焰焚心的苦恋。
权力是世俗的，神则属于心灵的范畴，信仰的王国。为掩饰对权力的野心，毛泽东的夺权斗争便具有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超越世俗的称谓；毛泽东成为毁灭和创生之神——毁灭“封、资、修”旧文化，创立共产主义新文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辞典中，“封建文化”专指中国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资产阶级文化”专指源自古希腊智慧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修正主义文化”则专指赫鲁晓夫式的思想意识形态。毛泽东以太阳神的权威，召唤出狂热的文化性种族灭绝运动。首先被彻底摧毁的，是中华文化；甚至连华人之祖炎帝、大禹，以及创制中华文字的圣者，也被掘墓曝尸，挫骨扬灰。于是，中国文化亡国，蒙古族文化灭族，藏人、维吾尔人、回人的文化，也历经地狱的恐怖与苦难。
在东方文化的废墟间，毛泽东创建起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风格的文化圣殿。圣殿之巅，是人类的拯救者、太阳神毛泽东的王者之座。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的《圣经》，要求对所有中国人心灵的绝对控制权；共产主义由于具有终极理想和绝对真理的双重权威，成为超越理性质疑的信仰。各种文化形式都只能以表现对毛泽东的崇拜和忠诚获得生存的权利，清教徒式的生活则被奉为道德之王，尽管在神的眩目光环后面，毛泽东恣意淫乐。
毛泽东引入中国的最具殖民文化个性的现象，便是仇恨的神圣化。中世纪罗马教廷，以维护绝对真理的神圣名义，召唤对异教徒的仇恨；毛泽东也以维护绝对真理的名义，召唤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不同的只是对绝对真理的具体表述，以及仇恨对象的称谓。
仇恨一旦受到神圣理由的祝福，立刻就转化成令兽性都心惊胆战的暴虐。“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中国文化、古希腊文明，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承载者，即知识分子的虐杀，残酷得会让苍天掩面悲泣。不过，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魔鬼，定然会露出得意的微笑，因为，是它告诉毛泽东一个人性的秘密：当你以神的名义，让庸众体验纵情施暴的神圣快感时，庸众就会撕碎你试图让他们撕碎的任何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呈现出铁佛都会悚然惊魂的残酷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仇恨被神圣化，并成为人性中最具正当性的感情。
除了为在中国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之外，毛泽东铸造神圣的仇恨之剑，还有一个更世俗性的目的：摧毁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党政组织系统，即摧毁阻止他走上权力之巅的障碍——他要把神圣的仇恨之剑交到普通民众手中。
中共的党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最初是毛泽东主持创建的；他完全清楚，这个用铁血暴力的方式创建的官僚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尖锐的利益矛盾；只有利用数亿普通民众深深压抑在心底里的愤怒，才可能一举摧毁这个极为庞大的官僚系统。于是，毛泽东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控制的官僚系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无异于宣布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异教徒，是最凶恶的阶级敌人。同时，毛泽东又用对“阶级敌人”的神圣仇恨，打开了普通民众心中的一扇闸门，对官僚的天然愤怒犹如狂涛怒潮，从闸门中奔涌而出，汪洋万里。毛泽东赋与原来的政治奴隶们以充分的自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施思想酷刑、人格侮辱、肉体践踏。
不过，政治奴隶的“自由”有一条不可踰越的界限，即必须表现出对共产主义之神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个概念的绝对忠诚。因为，毛泽东要摧毁的只是听命于刘少奇的官僚系统，而绝不是对“共产党”这个概念的绝对忠诚。因为，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重建由他绝对控制的共产党组织系统。
当时，诸多勇敢而自由的灵魂，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之机，试图从根本上挑战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在毛泽东和共产主义被亿万愚民神圣化的时代，这些人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
然而，先知先觉者的命运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悲惨的，他们成为普遍愚昧的祭品。“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勇敢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遭到无情杀戮，他们无声涌流的灼热的血，烧焦了刑场上的野花。
毛泽东对“现行反革命”的镇压格外凶残，其用意之一就是要给人民获得的“自由”套上一根用恐怖铸就的铁的绞索——“自由”只限于按毛泽东的意志摧毁他的政敌，而绝对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和思想自由。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共产极权主义的最顽固的坚守者，即被毛泽东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官僚，和共产极权主义的先知先觉的反对者，即被毛泽东称为“现行反革命”的勇敢自由的灵魂——他们的血竟然流在一起，共同染红毛泽东神权的祭坛。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民获得从暴虐专横的官僚命运上践踏而过的快感。对于政治奴隶，那种快感意味着狂欢的庆典。所谓“投桃报李”，人民也以狂热的崇拜回报毛泽东。不过，毛泽东取得对刘少奇夺权的胜利，开始重建被摧毁的官僚系统时，人民失去了狂欢的理由。对于人民，官僚系统无论受刘少奇控制，还是由毛泽东主宰，都只意味着铁牢。“放风已经结束，该重回铁门之内。”——这是人民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得到的隐喻。
神的权威依然随历史的惯性而存在，变化却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悄悄发生。毛泽东收回人民践踏官僚的自由，人民收回对他的崇拜和支持。毛泽东死前一段时期的落寞惨淡的心境，正是神对孤寂的感触。
毛泽东肉体之死，以及华国锋的背叛，标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过，失败的并不是极权专制政治，而只是毛泽东培植的共产党新权贵阶层；胜利的也不是自由民主理念，却是一度被毛泽东赶进地狱的权力斗争的对手，即中共老权贵阶层，及其家族。
中共老权贵卷土重来，再次主导中共极权专制的权力意志。他们通过对毛泽东夫人和“文化大革命”新权贵的荒谬审判，进行政治报复，但是，却不敢完全否定毛泽东。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的神权所守护的，根本上是中共的极权专制；粉碎毛泽东的神的权威，就等于粉碎中共极权专制的信仰和理论基础，而中共极权专制乃是重返权力之巅的老权贵及其家族荣华富贵的政治源泉，也是他们操控十亿中国人命运的制度根据——对于专制者，用独裁权力操控亿万人的命运，意味着生命快感的极致，生命价值的终极依归。
利害权衡之下，中共权贵从他们家族私利的角度，概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也没有能力对毛泽东造成的民族和社会悲剧进行彻底的思想清算。事实上，所有中共权贵都不过是渺小型或者猥琐型的毛泽东而已；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他们自己。
毛泽东变成木乃伊，不过，他的灵魂仍然活着，并附着在共产主义之神的权威上。现在，这个鬼魂要复活了。全面社会大危机的逼近，给他以复活的机遇；“新左派”则是这个复活鬼魂的政治生命形式。
对“新左派”的概念作社会背景和中国历史逻辑的繁琐论证，乃是庸人学者的事，因为，庸人学者，这个令碎嘴婆都自叹弗如的群体，以渺小的琐碎为其存在价值的表述。为了使讨论迅速切入关于中国重大命运的领域，我们只依照现实的逻辑，对“新左派”作简单明确的理解——在本著作中，中国当代“新左派”，专指试图让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
“新左派”的主要政治意志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新左派”对于当前中国极端的两极分化和共产党权力的极度腐烂，作出尖锐、明确的批判，指控邓小平设计的“经济改革”，即权贵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的万恶之源。
其次，“新左派”把当前掌握中国权力命脉的邓小平权贵阶层，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这同“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邓小平官僚体系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异曲同工；这个称谓中充满血腥杀机——邓小平权贵阶层已经被“新左派”视为“阶级敌人”，即共产党的异教徒。
另外，“新左派”还把邓小平权贵阶层称为“汉奸官僚买办集团”，指控“对外开放”政策的本质，就是邓小平权贵阶层同国际大资本集团勾结在一起，出卖中国政治经济利益，以换取家族私利。
最后，“新左派”把毛泽东时代绝对理想化，并认为，只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彻底击败邓小平权贵阶层的政治经济路线，才能解决中国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
“新左派”不仅是一种思潮，而且已经形成坚硬的现实存在。理论基础、宣传阵地、政治代表人物、组织形态、社会基础等，所有这些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存在必须具备的要素，“新左派”都具备。
以张宏良、左大培、巩献田、何新等等，一大批教授、学者为核心，“新左派”形成阵营豪华的理论家集团，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就是这个理论集团的灵魂。
“新左派”拥有“乌有之乡”、“毛泽东主义的旗帜”等政治思想宣传网站；这些网站的点击率甚至超过许多色情网站，其社会影响力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薄熙来“唱红打黑”、提出“均贫富”的重庆发展模式，意味着这个一度官场失意而又有枭雄之性的官僚，决意投机以问鼎中共最高权力，“新左派”也因此获得政治明星式的代表人物。虽然由于命运的偶然性因素，薄熙来已经被邓小平权贵集团击倒，但是，薄熙来在重庆建起的中国最高大的毛泽东雕像却依然挺立。这座雕像既是为毛泽东招魂的象征，又意味着薄熙来不仅是一个个体，更是一种潜在的强大政治力量；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不会由于薄熙来个人的失势而消失。
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新左派”组建了两个政治组织，即“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党（共产党）”；以示同邓小平权贵控制的共产党的区别。尽管在邓小平权贵阶层的秘密警察系统的监控压制之下，这两个政治组织发展规模现在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它们的潜在成员群体却十分庞大——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相当一部分是“新左派”的政治“粉丝”。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共极权专制的思想之王。数十万网特和百万秘密警察、告密者，随时在用铁血专制和网络控制，对一切挑战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实施割喉消音。既然如此，为什么“新左派”的网站却能够获得纵情恣意批判邓小平权贵阶层的“自由”。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当年邓小平没有勇气，也没有思想能力对毛泽东进行彻底的理论清算，以至于毛泽东的木乃伊仍然作为共产党的圣物，踞于天安门广场中央；毛泽东的像仍然作为共产党之神，挂在天安门上。而“新左派”以毛泽东的政治基因的纯正承继者自诩，对于中共之神的政治后代，即便是自诩的，邓小平权贵虽握有专制之权，却也只能投鼠忌器，不敢穷凶极恶。
当然，任何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存在，都必定以民意为基础，而无论这种民意表述人民的真实情感，还是只意味着普遍的愚昧。“新左派”的崛起及其社会影响的急剧扩张，也有民意基础。“新左派”对中共权贵市场经济造成的罪恶的批判——对于正义崩溃、道德沦丧、权力腐烂、生态毁坏、人民痛苦的现实的批判，可谓凌厉非常，刀刀见骨。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说出了人民心底里的声音。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伪自由知识分子，在声称自己没有敌人的时刻，在乞求邓小平权贵阶层政治改良的时刻，在诅咒人民的反抗是“暴民政治”的时刻，在人民的视野中，他们比“新左派”更像中共极权的思想走狗。因为，人民早已对腐败的官权不抱任何政治希望；因为，人民意识到，千万中共贪官污吏就是人民的公敌。尽管挪威议会的几名男女小政客试图通过诺贝尔和平奖增加中国伪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但是，中国普通民众更愿意倾听的，是“新左派”对狗官的批判，而不是刘晓波之流哀怨地倾诉对邓小平权贵阶层的脉脉温情。
不过，无论对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后果的批判多么与人民的感受一致，“新左派”仍然属于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范畴。原因就在于，“新左派”要用毛泽东时代取代邓小平时代——那是要让中国的命运从现在的罪恶，回到过去的痛苦。
邓小平权贵阶层试图用沉默来抹去“新左派”的影响，习惯于从中共官方获得信息的海外“中国问题专家”，自然也对“新左派”处于基本无知的状态。然而，“新左派”的政治能量作用于中国未来已势不可免。“新左派”的政治效应可能向下述两个完全相悖的方向发展：
一、“新左派”的崛起造成中共极权的精神分裂和政治崩溃，从而导致社会大危机的爆发，中国通过类似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人民起义和全民反抗，以民主大革命的名义，彻底摧毁中共暴政，走上民主建政之路。
二、“新左派”同“太子党”势力相结合，通过批判邓小平权贵市场经济的罪恶，再次为中共极权建立“合法性”的基础，然后，以毛泽东式的解放全人类的野心，驱动狂热民族主义，用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的方式，把中国社会危机的大洪水引向外部——人类将因此陷入大劫难；世界末日将因此逼近。
“新左派”的政治效应最终将趋向何方？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愿分析，不愿预言。因为，我同时看到了黑暗的绝望和黯淡的希望。
